一八四八年三月，肖邦取消了原订在巴黎普勒耶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那时候，肖邦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不过取消音乐的理由，却不是肖邦的病。
那一年，肖邦难得地重燃起演奏的热情。 二月十日、十一日连续两天，肖邦发了两封信给留在华沙的家人，这真是稀奇。肖邦是个疏于写信的人，从来不曾如此热心密集地写信寄信。
第一封信中，肖邦说：「离音乐会剩一周，音乐厅没有包厢，厅里只有三百张票，国王订了十张、皇后十张、奥尔良公爵夫人十张、王子十张，我将拥有美丽的巴黎世界。」信末他还骄傲地补了一句：「他们已经开始预订第二场音乐会的票，然而我还不一定会办呢！光这一场就够我受的了！」
第二封信他则说：「我感冒了..但仍然努力准备十六日的音乐会。我对自己的兴奋感到惊讶，我明白自己弹得比以前差了，可是为了对良心交待，我必须努力地弹..」
肖邦当然很乐意再办一场音乐会。然而不幸地，二月二十二日，巴黎爆发了革命，学生与工人蜂起，国民卫队向群众开枪，造成超过五十人死亡。再两天，全巴黎都卷入革命风潮里，路易菲利普的王朝岌岌可危。
这场革命中的要角之一，就是刚跟肖邦分手的乔治桑，乔治桑在群众中如鱼得水，取得了「革命谬思」的尊称。然而就住在革命暴风圈里的肖邦，却对路易菲利普被推翻，新的共和诞生，表现冷淡，甚至厌恶。道理很简单。革命害他的音乐会不得不取消。革命使得到奥尔良广场上排队进肖邦住处上课的学生不见了。王朝崩溃，一堆依附王朝的贵族连夜逃走，这些人正是慷慨买票的大户。另外还有一些中产阶级在革命中沦落变穷了，出版商也无力再跟肖邦预订什么新曲子了。
革命风潮继续蔓延变化，先影响意大利米兰，接着感染罗马、比利时、柏林、维也纳、普鲁士，一直到肖邦的祖国波兰。一支人民义军起而对抗统治波兰的奥地利人。
突然之间，肖邦的情绪戏剧性地大转变， 四月四日，他写了一封信给在纽约的朋友：「如你所见，到处是战争的烟硝味..加西利亚的农民..做出了榜样，可怕的事情无法避免，但终究会是个杰出、伟大的波兰，一句话：波兰。..这里的每个人都相信：秋天之前，我们的事业就会完全清楚呈现了。」
发生在波兰的事，其实就跟发生在巴黎的事一模一样，然而为什么肖邦对波兰革命热情地直呼「我们的事业」？因为波兰是他的祖国，巴黎祇是他寄居之地？尽管他二十一岁迁居巴黎，到此时已经在巴黎住了十八年，却依旧心向波兰？
不完全是这样，肖邦会对波兰革命反应激烈正因为他不在波兰，波兰革命祇是远方的烟硝气息，不会影响到他的创作与生活。
重点不在革命，不在革命的性质，而在距离。波兰的距离使得肖邦可以忽视其自身音乐条件的内在矛盾，全心拥抱革命。肖邦音乐里的波兰，先不论纯不纯粹，都是加了适度距离后的波兰。空间上的距离，生活上的距离、回忆时间所创造的距离，以及文化品味上制造的距离，让肖邦心中的波兰，带上浪漫的色彩，更让听肖邦音乐的人，听到一种奇特的热情。
距离使人看不清细节，因而开放出空间允许想像力介入去重建细节。如此做出来的细节，必然多了主观扭曲与美化。适当的距离又还能保留客体的轮廓外形，方便其他人感受辨视。肖邦正是这种距离艺术家的具体、凸出典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