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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为止，作曲家基本上是依附于贵族或教会来维持生活，特别是在古典音乐逐步脱离宗教进入世俗社会以后，作曲家几乎无例外地是在王侯的宫廷里任职，为统治者的娱乐活动服务。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从他们流传下来的私人信件里常常能读到对微薄收入的抱怨。莫扎特可算是摆脱对宫廷的依附而成为自由职业者的第一人。可是我们都知道，他的早逝跟贫困有很大关系，尽管传记作者经常把他和他的妻子描述为不善理财的人。不管怎么说，在古典音乐史上，绝大部分职业作曲家的经济拮据似乎都是与生俱来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版权版税的产生及合同制的建立，但是很不规范，使得出版商可以利用各种办法钻空子，对作曲家实行利益最大化的盘剥。只有极少数的作曲家由于幸运和个人超强的自我经营能力，甚至自己当老板，才能够跳出贫困的魔咒，进入富裕阶层。出生并成长在德国的亨德尔具有成功者的所有个人基本素质，但是决定性的主观条件是他的市场意识，客观条件则是遇到贵人相助和英国在欧洲先行的资本主义。亨德尔到意大利学了三年多的歌剧于1710年春回到德国。6月，年仅25岁的亨德尔签约汉诺威宫廷乐队总监职位，起薪一年1000塔勒，相当于今天的五万欧元，并许可随时带薪留职短期外出。这显露了亨德尔善于经营自己的能力。留职外出的条件为他跳槽提供了方便。果然，任职不到半年他就跑到伦敦试水去了。18世纪初的伦敦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当欧洲绝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封建农业贵族的封闭统治下，英国已经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期。作为英国的首都，伦敦的市民生活已经进入现代化：报纸期刊已经进入市民日常生活，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建立，股市和股票已经渐渐成为经济运作和家庭个人理财的重要工具，1720年便已经发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经济泡沫之一即所谓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事件……亨德尔早就发现伦敦的歌剧市场有巨大的商机，那里稀缺好的歌剧作曲家和好的歌剧新作，同时却拥有大量的歌剧观众。所以虽然他年纪轻轻就在自己的祖国谋到了一个好薪水好职位却并不知足，而是将其当作了一块跳板。他的雇主汉诺威选帝侯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却放任他去伦敦闯荡，原因是选帝侯预知自己很可能将继任英国王位，不过亨德尔并不知情。亨德尔到伦敦不久即以歌剧《里纳尔多》一炮打响，深得安妮女王的青睐。为了奖赏他受王室委约于1713年完成上演的英语大合唱《乌特勒支感恩赞》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女王特恩赐他每年200英镑的终生俸禄待遇。要知道英镑到今天为止都是很贵的币种，据换算，一英镑在1700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000欧元！也就是年薪20万欧元！若真如此，那么亨德尔的工资便远远超过了他在德国的高薪。可惜一年后女王驾崩。按照当时的英国王位继承法，竟然轮到德国汉诺威选帝侯来坐庄，这就是1714年即位的乔治一世。新国王上台之前，亨德尔已定居伦敦两年多。新国王非但不怨亨德尔忘恩负义，反而在安妮女王给予的薪酬基础上继续给他加薪，把以前在德国的工资数翻了一番变成2000塔勒加上去。这样一算，亨德尔的年薪就变成了30万欧元。而且据说亨德尔还可以给公主们授钢琴课再获每年1000塔勒的收入。也就是说，亨德尔不到30岁就已经坐稳终生荣华富贵的位子了。亨德尔后来干脆下海变成了音乐企业家。1719年，他创立了股份制的皇家歌剧学院，挂牌发行“歌剧股”股票。之后他接连开办过三个歌剧公司。尽管商海沉浮大起大落，一辈子独身的他在逝世时个人资产总额据估算达到两万英镑以上（不包括他所收藏的价值不菲的名贵画作等文物），相当于今天的2000万欧元都不止。对海顿的印象，仿佛他活在亨德尔之后，因为跟伦敦的现代化生活环境相比，海顿的周遭简直就像是落后了一个世纪，其实他比亨德尔晚出生47年。历史的进程在不同的区域发展是如此的不平衡，当亨德尔早就在一个充满商业运作的大都会充分施展个人魅力的时候，海顿却偏安在欧洲内陆的一个侯爵的田园如歌的庄园里从事传统的宫廷音乐活动。老成持重、好脾气、忠厚、谦逊、服从，是宫廷官员必要的为人之道，海顿很适合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海顿爸爸。然而这却是一位极富音乐天赋的爸爸。他出身低微，在种种关于他的传记里，充满了对他29岁以前的艰辛、贫困和窘迫的描述。
他的走运从1761年受雇于埃斯特哈泽侯爵开始。埃氏爵府位于艾森施塔特，这是奥地利毗邻匈牙利边境的一个小镇，可是距维也纳仅50公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埃氏侯爵的宫廷生活既得益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维也纳辐射的活力，又保持了在传统和封闭中自由自在的诗情画意。海顿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和氛围中为埃氏侯爵宫廷服务了将近30年。
埃斯特哈泽侯爵安东非常热爱音乐，并且乐意为此慷慨付出。海顿进入埃氏侯爵宫廷时首先被聘为副乐长，但是我们从留存下来的聘任合同中得知，他的职位实际上是一个常务副乐长，因为正乐长当时已过退休年龄，几乎退居二线了。所以29岁的海顿拿的工资跟66岁的正乐长一样多：年薪400盾。这可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啊！对于海顿来说无异于一步登天了。签约不到一年，侯爵安东死了。那一刻海顿肯定没料到他的好运不仅没有随主人之死而终结，而且将会锦上添花。侯爵的弟弟尼克劳斯一世继承了爵位，他一上台立刻就把海顿的年薪提高到了600盾。过了一年，1763年，又提高到782盾。
两年之内：400盾—600盾—782盾，这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有海顿研究专家查明：当时艾森施塔特的最高法官的年薪不过才800盾。海顿一年的工资只比最高法官少8个盾。8个盾在那时可以买一头奶牛。于是海顿很快就用1000盾买了一座大房子。根据今天的换算，一盾价值今天的200欧元。
1766年正乐长去世，34岁的海顿顺利继任，年薪提高到1000盾。在全体官员中，唯有宫廷总理和御医的工资（年薪2200盾）比海顿高。这里免提他和正乐长的个人冲突和费尽心机的争宠，总之海顿是大获全胜了。随着海顿在埃氏宫廷的资历和重要性愈益增加，随着名声越来越大，他的收入也逐年升高。在他50岁以前，他的年度所得由于侯爵给予的高额补贴几乎又一次翻了番。而且，侯爵还承诺授予每年1000盾的终身退休金。
1790年，埃氏侯爵尼克劳斯一世也死了。爵位继承人、尼克劳斯一世的儿子不喜欢音乐，解散了乐队，海顿得以提前退休。然而幸运之神又一次惠顾此时已58岁的海顿。新侯爵善待海顿，在退休金之外又附加400盾年薪。这样，海顿以完全自由之身和衣食无忧的经济保障，迫不及待地搬到维也纳，接着马不停蹄地在当年12月踏上了他的第一次伦敦之旅。
奔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伦敦，对于海顿来说简直就是一次发财之旅。彼时海顿名震欧洲。伦敦的一位独具商业眼光的音乐经纪人听说海顿终于退休出山，第一时间奔赴维也纳以高价邀请海顿前往伦敦举行音乐活动。价码是5000盾，换算成英镑清单：创作1部歌剧，酬劳300镑；创作6部交响曲，酬劳300镑+版权200镑；创作20首其他作品，酬劳200镑。另外还有一笔额外的承诺：开一场欢迎海顿的音乐会，预期收入300镑全归海顿（结果那场音乐会的纯收入达到350镑，如数兑现给了海顿）。如此天价，只有英国做得到！18世纪末的英国更加富裕和强大，海顿跑这一趟，上百万欧元进了腰包！莫扎特是在海顿访问伦敦期间去世的，海顿听闻悲伤不已。如果莫扎特有亨德尔和海顿那样对钱的敏感度，也许早就定居伦敦不至遭贫病之殇了（莫扎特八岁时在其欧洲巡演途中到过伦敦，逗留了15个月。这时亨德尔离世才五年。可惜莫扎特年幼，莫扎特的父亲观念保守，与伦敦就此别过）。
海顿的第一次伦敦之旅耗时一年半，赚了个钵满盆满，还得了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头衔，可谓名利双收，以至于他老骥伏枥，于烈士暮年在1794年62岁之际，带上一位助手兼仆人，踏上了他的第二次伦敦之旅。这一次又呆了一年半。获利之丰从他在1795年5月2日指挥演出他的作品音乐会后的日记里可见一斑：“大家和我都非常快乐。今晚我挣到了4000盾。只有在英国才会有这样的事情。”
回到维也纳以后埃氏侯爵尼克劳斯二世鉴于海顿如日中天的国际声望以及对埃氏家族的贡献，又把他的退休年金从1400盾提高到了2300盾，1797年再次加到2700盾。值得一提的是，海顿第一次从伦敦回来后在维也纳购置了带花园的大别墅，第二次从伦敦回来后又对这幢大别墅几度翻修，于1797年搬入一直住到逝世。在这里诞生了海顿晚年最重要的作品，是他一生创作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