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白毛仙姑”的故事传到延安，边区的艺术工作者们为之深深感动。他们敏锐地感到，这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既具有积极的现实教育意义，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于是决定以此作为题材创作一部歌剧。

　　1945年4月，经过创作组数月的努力，作为对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献礼，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正式首演。当天的观众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首长以及党的“六大”全体中央委员和“七大”代表。观众们对《白毛女》反响强烈，演员唱到动情之处，就连身经百战的领导同志也忍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

　　演出第二天，剧组的党支部书记田方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田方说：“中央书记处有几点看法：第一，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二，内容是适合时代需要的。第三，少奇同志看了后，特别强调戏中没有给黄世仁判死刑，是右倾投降主义，黄世仁罪恶很大，应该枪毙，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中央领导的意见给《白毛女》的创作、演出人员以极大的鼓励，《白毛女》在延安一连演出了30多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使得边区的文艺工作者积累了文艺大众化的丰富经验，可以创作出反映更为复杂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大型歌剧。这为新歌剧《白毛女》成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歌剧酝酿了成熟的条件。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经历了首创——修改——试演——多次再修改的反复历程，集合了创作组及群众的集体智慧。1944年，歌剧《白毛女》创作组在鲁艺成立：张庚、王彬负责整个创作组的领导工作，王大化任导演（王彬同时兼任），马可、张鲁作曲，剧本由邵子南、贺敬之负责。由于邵子南曾在“白毛女”原型生活的晋察冀边区工作过，并曾收集过相关的民间传说，因此最初由他担任剧本执笔。创作组很快便拿出了前几场的剧本，并完成配曲，投入排练。配曲大多采用秦腔、眉户戏的曲调，表演采用传统戏曲的身段和程式。试排的反响与效果不是很理想，1945年1月初，戏剧音乐系对创作组的人员进行了调整：剧本创作方面，邵子南自行退出创作组，增加了丁毅，由王彬直接抓剧本创作；导演方面，张水华短暂地曾参加导演工作；作曲方面，增加了瞿维、李焕之；向隅担任歌剧的音乐指挥。为保证剧本写作风格的统一，创作组决定由贺敬之统一执笔。在写每一幕之前，先与王彬、丁毅共同讨论，研究情节设置、出场人物、矛盾冲突乃至戏剧细节等问题，而后由贺敬之写成初稿后，再经共同讨论、修改，直至定稿。

　　重写的剧本完成后，剧组再次在鲁艺礼堂彩排，观众反响强烈，甚至很多农民在看了彩排后都痛哭流涕。周扬与何其芳在观看后给创作组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认为结尾喜儿被救出山洞并送大春参军的结尾太轻了，应该增加一场群情激奋的斗争大会场面。于是，丁毅按照这个要求改写了最后一场戏。

　　反复修改的《白毛女》仍然遇到了一些延安文艺界的批评声音。有人认为，《白毛女》是借用鬼怪故事利用猎奇心理吸引观众；有的更尖锐地批评该剧在主题、人物、形式上都缺乏统一，不中不西；还有人指出，戏中对地主丑行的揭露不利于团结，会起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这些意见出来后，创作组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听取文艺界各方意见，反复讨论之后，创作组又对剧本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此外他们还广泛听取观众意见，对《白毛女》的剧本和音乐进行了多次修改，除了原作曲者外，参加创作的还有刘炽、陈紫等人。作曲家们在配曲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歌剧的模式，也没有沿袭旧式戏曲的套路，而是吸收各地民歌加以改编，努力创作出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音乐。

　　《白毛女》通过音乐成功刻画剧中人物的形象。作曲家们注意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心理的变化，以不同的音乐和曲调的变化来凸显剧烈的戏剧冲突。例如，在描绘喜儿苦难的童年时，他们以《小白菜》配曲，而后随着冲突激化，强烈的阶级仇恨爆发时，又采用河北梆子的曲调。剧中喜儿的父亲杨白劳虽然在第一幕中就含恨自杀了，但是通过根据山西民歌《捡麦根》改编而成的杨白劳的主要唱段《十里风雨》、《扎红头绳》、《廊檐下红灯照花眼》、《老天杀人不眨眼》等，却将一个贫苦农民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很容易在观众中引起共鸣。同时对于黄世仁、黄母、穆仁智等反面角色的音乐刻画也十分突出，凸显了反面人物的特点，在群众中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