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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阿巴多去世的那天，恰巧在看他晚年录制的马勒第七交响曲的现场。一乐章沉郁浑凝，气象万千，两首“夜曲”仿佛是温柔而有魅力的诗歌，充满了夜的幻想。苍老的面容上漾着孩童般的笑颜，阿巴多手指之处，乐队中即刻有牛铃响起，仿佛是人们在到达山巅之前所听到的最后一种尘世的声音。都说他衰年变法，把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带入了音乐更深处，其实这是一种精神层面锲而不舍的努力和不知不觉的超越。没有颐指气使的俯瞰，没有大师桂冠的虚荣，音乐尽在血液里流淌，风格也在个性的驱使下渐次成型。当世界的繁华落尽的时刻，朴素平易者方显出纯然本色。正如阿巴多本人所说的，当涉及死亡主题的作品结束时，音乐厅里是不该有掌声的，因为寂静是音乐的延续。
一百七八十年前，西方很多交响乐队不是像现在坐在那里，而是互相保持一定距离站着演奏，每当乐队开始犹豫的时候，小提琴首席就开始用琴弓打拍子。最终这个人站到了乐队前面，他的作用是发出演出信号，定下乐曲速度，调动不同声部的进入。于是有了指挥这个行当，成了人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19世纪中叶的指挥家还是由作曲家兼任，他们常常以演奏自己创作的曲子为主。到了下半叶有了不同作曲家的成套曲目，指挥才独立出来。
指挥的习惯、规则和标准不同，他对乐团控制力的强弱，既决定了乐曲阐释的风格，也决定了他获得尊重的程度。来看两位指挥的开山祖师：门德尔松家道殷实，为人沉默寡言，指挥风格简洁，速度精确，逻辑清晰，被称为日神式的人物；另一位瓦格纳具革命气息，热情似火，他的指挥方式外向而激情，速度转换随乐曲的起伏做出强弱快慢的灵活调整，被认为是酒神式的人物。日神尊重谱子上的标记，酒神热衷谱子背后的深意。马勒所说“音乐中最好的东西在音符里是找不到的”，就是后者的意思。日神们的问题在于过于呆板，照本宣科，酒神们的毛病在于随意改变，甚至夸张煽情。两派各有传人且各不相让。当然也有夹在二者之间的中间派。
早于他们的贝多芬已经对指挥的方式给出过自己的“规定”：既不拘泥标记，也不随意夸张，而是要按主题和意境去选择一个伸缩速度（tempo rubato）。他做了一个非常传神的比喻，把朗诵的风格应用于指挥：
“虽然诗人处理其独白和对白是有清楚节奏的，但朗诵者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意念，必须在诗人不可能打上标记的地方做出间顿和延长。”
显然酒神派没有领略前辈的要津，他们的间顿和延长、速度变化和情绪强弱过于随性，在自发演奏和即兴演奏的路上走得过远。如何把乐句、主题、乐段、乐章乃至整首交响曲均衡有序地驾驭，这的确不是个容易的问题。加上不少乐队队员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差异，演奏水平参差不齐，一个指挥要解决的问题远远超出音乐之外。
为了尽快带出一个高水平的乐团，他必须一锤定音，当断必断，这个时候他统领的不是一个乐队而是一个军团，独裁和“暴政”成了指挥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也就顺理成章。给人印象深刻的独裁者和统治者往往来自酒神派。
意大利人说阿巴多是“天使长”，显然是赞誉他和独裁与专断的指挥家们反其道而行之。至于该国总理说，阿巴多的才华、奉献和享誉世界的成就会一直成为整个国家的参照点，这样说只是因为他是总理。事实上阿巴多勤勉谦恭，行事低调，一心一意只是做了最基础的基本的事情，只做指挥家本分的事情，且做事的态度热忱、扎实、专注而已，并没有许多新鲜的噱头，包括大家嘴里言之凿凿的民主。
在马勒、卡拉扬的时代，他们颠覆了以往指挥的基本角色，过于刚愎自用、颐指气使。阿巴多把这个风气转回来了。他说的他做的很中肯，并没有新鲜的，世界其实就在这两极中颠来倒去。除了科学，人类没有进步，只是在上下波动周期中，但允许有先行者。当独裁和铁腕到了极限的时候，连乐队队员都满腹牢骚的时候，阿巴多在恰当的时候把历史的沙漏倒过来了，把曾经的风气转过来了。由此影响了这一代指挥甚至下一代指挥的风格。据此说他是一个有影响的指挥家也许比大师等帽子更贴近，也更为对阿巴多显示了尊敬。
来说几个有关阿巴多的关键词。
■优雅
悠闲的气度，难以置信的优雅，在轻松的气氛中带领音乐家做出最佳状态的演奏。他的手可以传达出无限的关爱和温柔，但同时也能打出像节拍器一样的拍子。没有渲染，没有故作姿态，没有肢体的过分表述（不像有的著名指挥，上台后会向指挥台栏杆上矫情地倾斜，向观众邀好），把抑扬顿挫的变化和高度精准的节奏融为一体。
■平实
从不喜欢乐队队员称他为什么大师，大家都叫他的名字克劳迪奥。不善言辞，内敛含蓄，没有偏见，也不自负。风格即人，他指挥棒下的音乐也充满感情，朴实无华。无论排练还是演出，当乐团奏出让他满意的乐曲时，他会对他们报以会心的微笑，透出不加掩饰的天真的灿烂。
■引领
他接掌柏林爱乐之时，正值需要把乐团从已逝指挥家的阴影中带出来的关键时刻。时代变了，乐手更换，不允许也不可能再有一人君临天下的铁腕人物来统治一个乐队。用他的话说，乐队成员相当年轻，我们一起成长，大家互相合作。在他的悉心引领之下，乐队上下感受到一种罕有的现代化的艺术滋养。而这种风范恰恰找回了指挥的基本诉求。在拉丁文中，conductor的词根“con”就有“tegother”(一起)、“with”（在一起）的意思。阿巴多和大家在一起切磋交流，而不是居高临下，指手画脚。
■倾听
离开柏林爱乐后，阿巴多到瑞士组建了一个新乐团，成员大多是过去乐队的声部首席或者艺术家朋友。“我想把有意合作、愿意倾听的音乐家聚集起来，而这些只有室内乐手可以做到，那是交响乐的原则”。这就是阿巴多的用心，用倾听来让乐队更懂得“向心力”、聚合力。
在那里，无论指挥还是独奏家，人无尊卑长幼，彼此关联的只有音乐。互相倾听，听其他声部的演奏，听其他成员的心声。
■诗意
许多指挥是不读书的，他们只青睐自己的手艺。有的兴趣广泛，时尚发达，去航海航空什么的。也有读书的，但各不相同。马勒喜欢尼采、叔本华，还会在给恋人的信札里掉书袋。瓦格纳博览群书，还通晓北欧神话、希腊悲剧。阿巴多只爱荷尔德林，因为“他的诗饱含了音乐性”。别人觉得荷尔德林疯了，阿巴多却认为他的境界很高，和周遭的人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想这跟纯净有关”。正是对纯净的坚持，还有童稚般的诗意，让阿巴多对音乐的阐释与众不同。
但是他对于音乐以外的事也有着鲜明的观点。他告诉《纽约时报》的采访者：“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应该有立场……我在意大利办过一场反对纳粹主义的音乐会。那是大选的时候，法西斯势力非常强大。在意大利，和法西斯对抗的是共产主义。而我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我为共产党投票只是因为他们反对法西斯。”
这让人想到阿巴多的意大利血统和他的共和意识。就因为是贵族才有共和意识，这是平民做不到的，平民就成了马勒或者瓦格纳。不爬上去，不压着乐团不罢休。
时代使然还是个性使然？暴君还是天使长，在阿巴多远行的时刻，这是个颇有意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