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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出生于爱森纳赫（Eisenach）的音乐世家，其家族七代人中出了六十多个职业音乐家。1723年，他被任命为莱比锡圣托马斯大教堂的唱诗班领唱。他的生活平淡无奇，性格亦无可圈可点之处，亲朋好友的回忆也少有留存。 巴赫非常崇拜亨德尔，而且一直想和亨德尔见上一面。因为亨德尔也是一位伟大的管风琴演奏家，许多莱比锡的爱乐者都希望看到两位巨人能够当面一较高下，但是两人一直没有遇得到碰面的机会。亨德尔三次从伦敦回到故乡哈勒，第一次大约是1719年，巴赫还在科腾，离哈勒很近，他一听说亨德尔到达，便立刻动身去拜访，但亨德尔就在他到达的当天离开了哈勒。亨德尔第二次去哈勒是在1730年至1740年之间，巴赫在莱比锡，但他生病了，一听说亨德尔来了，他立刻派大儿子威廉・弗里德曼去邀请亨德尔到莱比锡，但是很遗憾，亨德尔不能去。而当亨德尔第三次到访的时候（可能是1752年或者1753年），巴赫已经去世了。 以下来自巴赫第一部传记的作者约翰・尼古拉斯・弗科尔的回忆：巴赫的儿子查尔斯・菲利普・艾曼纽・巴赫于1740年开始为腓特烈大帝工作。腓特烈大帝经常听说老巴赫技艺超群，于是很想见一见这位艺术大师。起初，他只是绕着弯子暗示小巴赫，表达也许有一天他的父亲应该来波茨坦，但渐渐的，他开始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他父亲还不来。于是，小巴赫向父亲道明了国王的意思。 1747年，巴赫开始准备这次旅行，由他的大儿子威廉・弗里德曼陪同。当时国王每天晚上都要开私人音乐会，通常他自己会演奏一首长笛协奏曲。那天晚上，正当他准备好长笛，乐手们入座以后，一位大臣递上了一张到访者的名单。国王拿着长笛浏览了一遍名单，突然激动地转过身对乐手们说：“先生们，老巴赫来了。”国王立刻将长笛搁在一边，老巴赫刚刚到达住处，就立刻被召见了。见面进行罗嗦冗长的寒暄是当时的风尚，由于老巴赫没来得及脱去旅行便服、换上教堂主唱的黑色长袍，就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国王面前，必然要进行长篇累牍的道歉。这里我就不赘述那些歉意了，只是从威廉・弗里德曼口中听说了国王与道歉者间礼节性的对话。 更重要的故事在后面。国王放弃了当晚的音乐会，转而邀请巴赫试奏西尔伯曼为他制造的Fortepiano（钢琴的前身）。这些崭新的钢琴分散在皇宫的许多房间中，巴赫在乐手们的陪伴下试了每一架钢琴，并且进行即兴创作。一段时间后，他让国王给他出一个赋格的主题，以便当场表现。国王非常钦佩他的才学，就即兴出题，而且为了知道这种艺术能达到什么境界，还要求他创作一个六声部赋格曲。由于不是每个主题都适宜和声创作，巴赫自选了一个主题开始即兴创作演奏，在场的人都为他的才华和风度所震撼。国王又想听他演奏管风琴，于是第二天，巴赫被带去演奏所有波茨坦的管风琴。在巴赫回到莱比锡后，他用国王给他的主题写了三声部和六声部赋格曲，并添加了一些复杂精巧的卡农，这些作品取名为《音乐的奉献》，题献给它的创作者。这是巴赫的最后一次旅行。 凯瑟林伯爵是萨克森选帝侯宫廷从前的俄罗斯大使，他常去莱比锡小住，并带着约翰・哥特利普・哥德堡去跟巴赫学音乐。伯爵体弱多病，常常失眠，在这些不眠之夜，和伯爵同住的哥德堡就必须在隔壁房间弹些音乐陪伴他。一次，伯爵要求巴赫为哥德堡写些温柔可爱的键盘小品，好为自己的不眠之夜添些乐趣。巴赫觉得满足他愿望的最好办法就是变奏曲，在相同的基础和声上进行不断的变奏，但他并不觉得这任务多么有趣。当时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艺术典范，就连变奏曲也不例外，而且，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唯一一部变奏曲。此后伯爵就将之称为“他的变奏曲”，百听不厌，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他一失眠，就会说：“亲爱的哥德堡，弹弹那首我的变奏曲吧。”也许巴赫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得到过这样高的报酬：伯爵给了他一只金子做的高脚杯，里面还装了一百个金路易。 在1800年5月的《莱比锡音乐新闻》上有一则请愿书，是巴赫的崇拜者罗希立兹刊登的，上面写着：“巴赫家族香火几近断绝，如今只剩下伟大的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一个女儿尚在人世，这位女士年事已高，生活困顿。” 1801年5月19日，罗希立兹又写道：“我们为帮助巴赫家族的唯一幸存者――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小女儿所发的号召得到了响应。5月10日，我们收到了维也纳音乐家安德雷斯・施特艾彻先生捐赠的307维也纳弗罗林币，深受感动，同时，另一位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贝多芬先生，自愿将一部新作品的出版收入全部赠给巴赫的女儿，以便这位老妇人可以长期从中受益，他还竭尽所能加快该作品的出版速度，以防她过早身故。” 曾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学生的科恩伯格有一幅老师的肖像，这幅肖像挂在他房间的两扇窗户之间、钢琴正上方的墙上。一个有点小钱的莱比锡亚麻商人是科恩伯格的旧相识，科恩伯格还是托马斯学校唱诗班歌手的时候，经常在游行仪式队里唱着歌经过他父亲的门口，这次他来到柏林，觉得应该拜访一下已是大名人的科恩伯格。还没坐定，这个莱比锡人就大叫起来：“哇，我的天！你居然把我们的唱诗班领唱巴赫挂在这儿，我们在莱比锡的托马斯学校也挂着他呢！他们说他是个暴躁的家伙。噢，这自负的傻子居然不知道给自己画上件体面的丝绒外套。”科恩伯格一言不发地站起身，走到椅子后，双手抡起椅子对着客人的脸，先是低声、然后大喊道：“滚出去！你这只狗，滚出去！你这只狗！”那个莱比锡商人受了惊吓，抓起帽子和手杖，急忙冲向大门，闪电一样蹿到街上。之后，科恩伯格让人把那俗不可耐的家伙坐过的椅子清洗干净，然后取下肖像，蒙上一层布之后放回原位。 二十世纪杰出大提琴家巴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这样回顾巴赫著名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是如何重见天日的： 一天，我告诉父亲，我必须为巴佳雷拉（Pajarera）咖啡馆找点新的独奏曲目，于是我们一起开始搜索。有两个原因使我永远难以忘记那个下午，第一，我父亲给我买了第一把成人大提琴，然后我们来到靠近码头的一个音乐老店，开始浏览一大摞乐谱。突然我发现了一捆纸，破破烂烂的，因为年代太久而褪了色，这就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为大提琴而作的无伴奏组曲。我好奇地翻阅着这六首独奏大提琴组曲，这字里行间隐藏着怎样的魔力和秘密啊！我从未听说过这些组曲的存在，没有人哪怕是我的老师也从未向我提起过这作品。我赶紧捧着组曲回家，好像它是皇冠上的宝石，一到房间我就开始全心研读。我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时我才十三岁，而之后的八十年中，我对它的好奇与日俱增，这些组曲开启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我每天都要研究、练习它们。是的，十二年光阴似箭，直到二十五岁那年我才有勇气在公众面前演奏其中的一首组曲。直到那时，从未有任何小提琴家或大提琴家演奏过完整的巴赫组曲，它们被认为是学术作品，机械呆板，毫无生气。想想吧，它们是巴赫的精华，而巴赫就是音乐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