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对于古典音乐演奏、演唱、指挥家的事业发展并没有太多普遍规律。不同专业、不同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歌唱家过了60岁通常就过了声音状态的最佳时期，而这个年龄正是指挥家的黄金年龄；15、6岁正是小提琴家（特别是女小提琴家）技术最“无敌”的时段，而对于管乐学生则尚处于“打基础”的阶段。霍夫曼（Josef Hofmann）在18岁之前就已经基本掌握了作为钢琴家所需的全部技巧，而帕德列夫斯基(Ignacy Paderewsk)直到25岁还险些因为技术基础太差而被名师拒之门外。或许18-30岁对于多数古典音乐舞台表演专业而言，正是一个从“学生”走向“音乐家”的关键年龄段，《聚光灯》杂志这个专题的策划依据正在于此。
对于大多数器乐表演独奏家而言，30岁是成名的“最后期限”。在此之前即便没有大红大紫，也必须要崭露头角，才有可能在业内一线站稳脚跟。这是因为17-26岁是独奏家“出名”最集中的年龄段，如果30岁还没有闯出名堂，后浪就会把前浪拍在沙滩上。而且17-32岁是大多数器乐比赛成人组的年龄限制区间，而评委们往往更偏爱年龄小、有潜力的选手，以所限最高年龄获得大奖的情况非常罕见。尤其在早期教育发展迅速、人才选拔机制日趋完善的当代，出名更要趁早，否则等你十年磨出一剑，身前早已站满手持狼牙棒的小朋友了。
歌唱家的成长与器乐家有所不同，他们要到青春期后才能够有机会熟悉自己的“乐器”。也因如此，变声期相对不是那么明显的女声部通常出道会早一些，在欧美青春期发育较早的人种地区，女高音二十出头甚至十八九岁就出演歌剧女主角的情况并不罕见。而男声部，特别是中低声部，由于受身体发育和舞台角色年龄所限，“太嫩”反而是劣势，所以三十甚至四十岁以后才开拓出事业天地的情况比比皆是。
决定指挥家事业成败的因素至少有一半的在于他（她）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团队统御能力。而这两种能力大多不是与生俱来的，即便少年老成也需要足够的时间积累资源资本。因此或许有很多指挥家在二十来岁技术上就已经相当完善，三十多岁音乐上就已经极具深度，但要“出人头地”，四十岁甚至更晚或许更加现实一些。
对于一些独奏机会相对不多、社会认知度不高的器乐专业，比如一些管乐器、中提琴、低音提琴、古乐器等等，获得大众知名度只能是“意外”。作为以合作为主的乐器，团队的发展往往决定了个人的事业高度，供职机构所提供的平台也至关重要，年龄阶段与职业发展的关系不大。
对于大多数当代古典音乐家的市场推广，20至30岁的形象运作至关重要。青少年对于自己曾经崇拜的偶像，通常都有“一见倾心——盲目崇拜——偶像破碎——颠覆批判——回归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通常也意味着一个人社会化成长的完善。于是如何让古典音乐新星，在他们的青少年崇拜群体中尽可能的保持偶像的新鲜形象，至少不“破碎”的太快、太惨，是其包装团队和音乐家本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这个“保鲜”过程中演奏家的技术实力和音乐造诣是最为重要的，毕竟对于古典音乐演奏和演唱，只有极少数人才具备评判能力，所以业内口碑直接引领大众评价，这是与流行音乐和影视表演明星的不同之处。同时适度的形象宣传和市场运作也是需要，但并非必须的：郎朗、李云迪的营销团队借鉴娱乐明星的推广方式，为他们在国内外市场的拓展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帮助；而基辛（Evgeny Kissin）、陈萨等等在形象推广方面更趋于传统音乐家，在大众知名度的诉求上并没有那么迫切；在北京如黄亚蒙、盛原、邹翔等等一批学者型钢琴家对于市场化的包装运作毫无兴趣，他们更在意的是自己能够像20世纪中叶的那一代前辈一样，受到自己尊重的人尊重，这也是一种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当然，他们都已经过了三十岁，但在此之前他们并非没有机会让自己具有更高的大众知名度。
我们不能用近二百年前莫扎特、门德尔松、舒伯特、贝里尼、肖邦早熟的案例套用在现在的音乐家身上，因为三十岁对于这些位已经是生命的晚年甚至是临终岁月。在那个人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的时代，绽放的早往往意味着凋谢的也早。在活到80岁已经成为大多数人内心意识中正常状态的当代，“出名要趁早”只是一句市场谚语，而非普世人生目标。或许历史上另外几位早熟的音乐家更适合作为当代音乐家的参照：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理查.施特劳斯，他们小时了了，大亦为佳。瞬时的绽放固然灿烂，成长的年轮却更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