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一个天才式的音乐家，可惜他走错了命运的大门。他天生就被迫与上帝作对，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与上帝抗衡的精神斗士，他拥有着连上帝都嫉妒的才能和意志，因此上帝不惜一切代价使他屈服。在这种痛苦无处不在的威逼之下，贝多芬成为一个人人敬仰的斗士，他向一切侵略者吹响号角，与此决斗。

    贝多芬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痛苦的追随中设法摆脱，他像一个疾速奔跑的骑士逃脱猎狗的追逐一样，弄得一辈子身心疲惫。即便在极度痛恨哭之时，他也更厌恶逃避，他宁愿停下了与此搏斗，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所有的猎狗都扑上来分享他这残废的身躯，只可惜猎狗们不过撕破了他的衣服，让他在田野里赤裸着满是创伤的身躯。他痛恨这种生命的戏谑，并发誓与痛苦抗争到底。

    不过幸好有这极度的痛苦才换来了极大的成就，罗曼•罗兰称他是“用痛苦换来的快乐”。这种痛苦情结是很好理解的，世界上大部分获得很大成就的人无不经受巨大的挫折与磨难。但是贝多芬的痛苦远不止于此，甚至说远远高于他的成就。如果当今世界上大部分人都膜拜和称赞他的音乐，那对贝多芬来说并不惊喜，贝多芬想要全时代的人肯定的是他的意志，是他一生顽强不屈的意志，他一生斗争的意志比他的音乐更让人折服。

    “痛苦”这个词每时每刻都附着在贝多芬身上，一生也并没有多少快乐的事情让他忘记痛苦（音乐只能让他加深对痛苦的印象）。更痛苦的是他太孤独了，痛苦仿佛是他无法躲避的前背的胸膛，孤独好似他无法绕开的后背的阴影。的确，他太孤独了，他孤独得让所有人都不忍瞧一下他的处境，他孤独得连自己都难以承受。

    贝多芬天生就不缺痛苦与孤独，二者对他来说比一日三餐都难以避免。他四岁就被钉在钢琴上，从来没有获得过童年应有的乐趣。17岁，失去母亲，相比敬爱母亲来说他从来都讨厌父亲，就如同父亲厌恶他一样。他少年时期便做了一家之主，承担着两个弟弟的教育之责和家庭的开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不公平的，家庭与责任这些东西过早地压在他身上，但他并不拒绝，如同他倔强地对待父亲一样，他也倔强地对待生活。每天，他像一位年迈的母亲一样在家庭与街道之间穿梭，他不仅要忍受自己的痛苦，还要承担别人的痛苦，他太可怜了。

    痛苦从来都不会迟到，一波接着一波，26岁到30岁之间耳聋开始袭击着他，加之内脏的疾病也分散着他的抵抗力。到31岁他已经无法忍受，他原本不想告诉任何人，他隐藏着自己，唯恐别人发现，他担心的是他的那些为数众多的敌人又找到了一个天大的理由来蔑视他。可是如今他孤独的反抗，从来都没有任何成效，并且病情与日俱增，他忍无可忍地告诉了医生和朋友，因为他还得继续音乐事业。要知道：失去听觉，对于一般人、一般行业也罢了；可是对于贝多芬，对于音乐等于失去了整个世界。他痛苦地承受着疾病的压力和外来的眼光。接着，33岁，他曾经豁出全身心热爱的恋人离他而去，这下，他绝望了，他唯一可以寄托和聊以慰藉的情感也崩溃了，连最后一道防线也垮掉了。绝望的痛苦使他第一次宣言放弃这场命运的比赛，他垂下了头，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他做好遗嘱，并且写上“等死后开拆”，不过幸好，他颠簸地又活了25年，并且活得愈加痛苦，愈加辉煌。

    贝多芬一生最幸福的时刻是热恋之时，而最惨痛之时也是失恋之时，在情感的赌注上他总是放上全部包袱，其实他什么都没有，只有真心。对于爱情，他是女人天生的捕手；可是对于婚姻，他却拿不出一件货真价实的装饰品，没有女人能相信真心可以一辈子，可是贝多芬单纯地痴迷着。他一生最好的朋友韦格勒曾说：“他一生都保持着童贞，从来没有任何的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欺骗的，做爱情的牺牲品。”40岁，他继续失恋，他一生大大小小恋爱很多次，但每一次都逃不过失恋。在失恋的份上，他根本没有婚姻可言。失恋给他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耳聋给他带来的痛苦，但他仍旧持之以恒地耕耘在爱情这份沃土上，虽然颗粒无收，但是只有在此，他才是快乐的。

    对于贝多芬来说痛苦与孤独好似一对孪生兄妹一样一生都缠绕着他。生活中，他很贫苦，但从来不为生计着想，他随心所欲地生活，因为贫苦对于痛苦来说简直微不足道。他天生是那么的可怜，但他从来都不要任何人可怜，他认为这是对他极大的侮辱。在别人眼里，他高傲、粗野、态度抑郁，“高傲”无疑是孤傲的先行官，“粗野”更是众人解释他不可理喻的完美借口，那些“态度抑郁”的隐患恰恰成为众人嘲讽的资本。他走在街上，从来不求躲藏，因为也无处可藏，也不会像歌德那样畏畏缩缩，他像一位高大的皇家卫兵一样大摇大摆的跨过闹市（尽管他身材矮小）。他善用这种居高临下的心境，他从来都不刻意谦虚，他厌恶虚伪，毕竟他有太多资本供他狂傲，但是没有人能接受他这种资本。他讨厌众人的眼光，他感觉这些眼光放在别人眼里是专门用来鄙视和嘲笑的。他不允许任何人看轻自己，他以一个勇武者的角色站在众人面前，严厉地警告众人，因此任何人都说他是疯子，连亲人也解释说“他本来就有点神经质”。他在一股脑的愤怒中背过身做着狰狞狂躁的表情，他像一条疯狗一样跑到喧闹的街道，以踢碎天空的激情歇斯底里地咆哮，以一个疯子的神经捶打着每一块阻挡的建筑物，他这种赤裸裸的愤怒令世界感到恐惧，人们把他列入“神经病”或者“疯子”的牌位里，每每见他唯恐避之不及，连维也纳的警察都对他那些疯狂的言论充耳不闻。他死死地站在自己无人光顾的工作室里，盯着桌子上的听诊器死死不放。他孤独地气愤着，从来就没有人关心他，更可恨的是如今连关注都没有人了。在众人思想的幻影里，他如同一块行尸走肉穿越在众人之间，众人以陌生者的姿态来接待这个早已名声大噪的孤独者。

    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没有真正的亲人，没有理解者，没有关怀者，孤零零地活着；他自己也承认：“没有朋友，我孤零零地活着……孤零零地。”最后（1827年3月26日）在一个恶劣的天气里，他还没有来得及经历第四次痛苦的手术，便忘记了呼吸，一只陌生人的手替他合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