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季默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作曲家之一。他为很多电影写过配乐，例如《角斗士》、《敦刻尔克》、《黑暗骑士》和《加勒比海盗》。但在最近的一次巡回演出中他克服了自己对舞台的长期恐惧。

“在一次访谈中你说过你一生都很害怕登上舞台。但是你刚刚结束一次巡回演出，你确实做到了。是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

因为你不能让恐惧阻止你做任何事。另外，所有的音乐家基本上都在责备我说：“不要再躲在荧幕后面了，是时候走出你的小黑屋了。” 当你最终面对观众的时候，这份战胜恐惧的心理应该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他们。

“你是怎么选择节目的呢？”

我想出了一个我特别厌恶的计划。我将所有的音乐家叫到房间说：“你们想演奏什么？你们肯定会笑我，因为我想演奏《狮子王》。”直到一些人说：“别傻了，汉斯。”还有很多关于《角斗士》的一些曲目，直到乐队其他成员都跟我杠上我才去演奏。问题的所在是如果你写了配乐你会有一点厌烦它或对它特别挑剔。但你不能一叶障目，所以让不得不演奏的受害者们做决策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你对那些想尝试做作曲家的人有什么建议？”

每个人都期望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不用说，能够写一首曲子。关于成为一名电影配乐作曲家你需要知道的是：你如何去描述一个故事？我一直很诧异人们去音乐学校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电影配乐作曲家而不是去电影学院，或是参加文学考试之类的。

“你给过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不要拒绝回答。这并不是简单的事。我的意思是这经常发生在我身上——我走进一个房间然后有人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我是一个音乐家。”他们继续说：“不不，你以什么谋生？” 这通常是由你父母开始的，他们并不太相信以音乐家的身份谋生是可能的事——而且你为什么不当医生或是律师？事实上如果我真正需要好的医生或是律师的建议，我通常只要站在管弦乐队面前，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去法学院或医学院作为后备选择。我显然没有这么做。

“你最值得骄傲的录音或项目是什么？为什么？”

这有点像在讨论你最喜爱和最不喜爱的孩子，你知道吗？我对他们的看法，与其说是作品质量，不如说是对作品的体验。在创作《角斗士》的时候就很有趣。

很显然我和克里斯•诺兰合作的三部《蝙蝠侠》电影反响特别好，并且我们设法为它们找出了一个全新的音乐基调，这实在令人兴奋。《星际穿越》和《盗梦空间》也是如此。这些电影因为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显得尤为珍贵——一些人释放了我所有的天性并且鼓励我去冒险。

“有没有一个你想回去重新打造不一样的项目？”

做事情的伟大之处在于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进它们并且能提出新的想法。在《达芬奇密码》的片段中我想了一个更好的旋律配合。朗•霍华德来参加一个节目时我说：“听听《内心之光》，我现在有更好的旋律了。”

“你在今年早些时候提到你不想再为更多的超级英雄电影写配乐了。还有什么你想尝试而还没有做的吗？”

在我大嘴巴宣布之后，朗·霍华德，他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非常平静地对我说：“你知道你不该说那些，你应该说‘我在等待一个伟大的故事和一个伟大的剧本’。”故事的体裁并不像讲故事的原始方式那样重要。有涉及到一些很棒的文字吗？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吗？每一个项目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开始的。一些人给你打电话然后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当这些人给你讲故事的时候你要么开始想你脑海中的事情，要么不听。

我还记得雷德利•斯科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时说的：“嘿，你想做一部角斗士的电影吗？”我完全搞错了并想“什么？穿裙子和凉鞋的男人？”然后他开始给我讲故事，半小时后我完全被他吸引了。

“好莱坞最近被业内人士的性骚扰和殴打事件所震撼，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哈维•韦恩斯坦。你对这些传出来的故事作何反应？”

世界变了。这不可能有什么过激的反应：我们能不能彼此都更体面一些呢。除此之外，已经被更优秀的人、有更好知识的人和处于更高地位的人来评论。这不仅是在这一行业内，是社会大众。每个人都需要提高警觉、大胆地发声并且更小心。并且我们都需要做到行为得体。

“这些故事在音乐界存在吗？”

如果你回忆起6.、70或80年代的音乐界，确实有很多那样的行为发生，很多极其恶劣的行为。可能这些故事已经过时或者是我们并不知道的事。不管是电影业、音乐业、政治学或其他什么行业，这都无关紧要。我的想法是，我们必须平等相待，尊重彼此。权利绝不可被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