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第一所音乐学院是1927年办的，到现在也不过是80多年。我国第一代钢琴家是上海音专培养的，我的老师丁善德就是从那毕业的，他既是钢琴家也是作曲家，他们这一代学钢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丁先生开始学钢琴时已经十六七岁了，他非常用功，毕业时能开独奏会了，演奏非常经典的作品。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音专搬到重庆去了，丁先生刚毕业，没有去重庆，他留在上海，与几位同学办了一所私立的钢琴学校。我就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所以我说我是第二代钢琴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音乐教育，陆续成立了九所音乐学院，我由中央乐团的演员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我们当时工作教学的条件跟现在没法比。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之初没有一台三角钢琴。苏联专家来的时候，国家才买了三台德国的小三角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好的琴，只有在上课时才能弹一下。即使是我们每个人为参加国际比赛做准备时，弹的也不是三角琴，所以我们是弹着立式钢琴长大的。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中央音乐学院现在买了很多好的进口钢琴，从大礼堂的大三角琴到每个科室里的中号三角琴，有的学生家里也买得起三角琴。

我才20多岁就到大学里教书，我常常想：“我还没学够呢，怎么能去教学呢? ”所以老想着到国外再进修去。我从教的第一所学校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是贺绿汀。一次，我对贺院长说：“我想出国，到法国留学。我出国再学两年，两年后一定回来。 ”贺院长对我说：“不行，你留在这，我们办学没有老师，现在就是需要你，将来国家会培养你的。 ”我就这样留下来，再也没有出国留学。

怎么办，我们还这么年轻，只有靠自学，靠听外国专家来华短期讲课。最典型是法国的一个钢琴比赛举行前夕，文化部请了一位法国钢琴家到中央音乐学院讲课，培养全国的钢琴老师。我心想，我没能到法国留学，现在有机会听法国钢琴家讲课，一定要珍惜。我足足听了一个月的课，把自己的授课全部挪到了晚上。我们那一代的钢琴老师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当了三十几个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有时我也想，我当评委不是开玩笑吗?可人家不这么看，认为我是专家。我把这当成另一个学习的途径。在国际比赛上，可以听到很多人弹同一首钢琴曲，他们各有各的长处。当听到优秀的青年钢琴家演奏时，我想，我们国家能培养出这样水平的学生吗?通过听比赛学习，不断总结研究。我只要出国，就要买关于音乐、钢琴演奏的书。别人买相机，我背书回来。

我们第二代钢琴家在工作中学习，第三代钢琴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们大部分出国留学，现在陆续回来了。他们的基础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一代的手头上保持得很好，他们大部分是演奏家兼老师，现在成立的钢琴学会中的骨干就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