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是前苏联时期俄罗斯最天才和最杰出的作曲家，也是人类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他生存在集权高压血腥统治斯大林主义的“新沙皇”年代，纯真的音乐家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一方面试图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还要绞尽脑汁应付当局的文化监控，因此不但易于陷入人格分裂，往往也危及生命安全和家人的命运。他以自己特有的毅力和坚忍以及超人的智慧，巧妙透过其15首交响曲和其他大量的作品来记录二十世纪中叶专制统治下的俄罗斯秘密恐怖历史，再用15首弦乐四重奏来传达对俄罗斯民族所经历的这段苦难的个人化解释和描绘。他曾说：“研究我的音乐，妳们就能找到我做为一个人和艺术家的全部真相！”聆听他的作品，二十世纪最悲哀的人类命运的确历历如在眼前。可以这样讲：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是超越了所有俄罗斯前辈作曲家的。其作品的思想性和哲学性以及丰富的结构技巧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连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等大师也难以望其项背。
在肖斯塔科维奇的15首交响曲中，《第七（列宁格勒）交响曲》（以下简称“肖七”）是最为著名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部作品。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之前，受政治约束和完全服从于政权需要关于“肖七”的理解和欣赏基本上是按所谓肖斯塔科维奇自述：“这是关于我们新时代，人民圣战和胜利的交响曲，献给列宁格勒城。”这个自述被苏联音乐学者们演绎下被解释成：苏联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希特勒匪徒的入侵——历经艰苦斗争和牺牲——最终人民取得胜利。其中“侵犯主题”就是描写希特勒匪徒的动机，也是给听众留有最强烈印象的段落。对这些演绎的说法，肖斯塔科维奇生前从来未公开接受也未公开否认。实际上他的不公开接受才是最好的解释。如果公开否认也就属于自投罗网成为“人民的敌人”。
然而在肖斯塔科维奇逝世后，1979年在美国出版的由沃尔科夫（solomon volkof)记录整理并经过肖斯塔科维奇儿子（时已移居美国）名义委托以《见证》为名的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却说，他创作的方式是“写的很快，”但是“要构思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在头脑中已经完成，我才动笔写出来。”所以“《第七交响曲》是在战前设计的，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的进攻下短时间里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毫无关系，他想到的是“人类另一些敌人。”还说“我是被大卫的《诗篇》深深打动而开始写《第七交响曲》的，《诗篇》是推动力》”。
这篇“回忆录”一经问世，在国际乐坛上引起一片哗然，前苏联音乐界强烈否定该书的真实性，指责是造谣。许多音乐学者认为符合逻辑，认为确实是肖斯塔科维奇生前的秘密叙述；在前苏联解体后，随著那些专门从事文化专制政客的败落，这种完全否定的声音在一夜中消失，但是至今也无人能证实此书确属于肖斯塔科维奇本人真实的回忆录，由于条件所限，对当今俄罗斯音乐界是否已经进行考证核实也一无所知。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这个说法：不见得该书的每一个字都是肖斯塔科维奇的本意；但是，说数十万字均系编造不能置信，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这一来，就使理解和诠释“肖七”这一向不成问题的问题异议不断，引发了人们种种的问题：“侵犯的主题”指的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呢？到底该怎样理解和诠释“肖七”？
在1952年前苏联音乐学家别尔南特编著的《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苏联作曲家传》中对肖斯塔科维奇是这样介绍和评价的：
“肖斯塔科维奇是作曲家、钢琴家、教育家和音乐活动家。1906年9月25日出生在圣彼得堡一个工程师的家庭里。他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受的音乐教育。1923年在尼古拉耶夫教授的钢琴班毕业，1925年又在史坦堡教授的作曲班毕业。1926年他发表了第一交响曲，大获成功。这部作品的大有希望的突出的天才和独特性证明了他的优秀创作才能。不过交响曲中真正的现实主义因素，被故意加以雕琢的和声以及破碎的曲调语言所压倒。在他随后的作品中，很明显地脱离了现实主义立场，使用了非常复杂而抽象的形式主义表现手法，这种表现手法与他企图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新革命现实的创作形象深深地矛盾著，例如第二交响曲[献给十月革命]（1927年作），第三交响曲[五一节]（1931年作）就是这样的作品。形式主义的迷恋强烈地暴露在下列作品中：歌剧[鼻子]（1928年根据果戈理的原著而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1931年根据列斯科夫的中篇小说而作）；芭蕾舞剧[黄金时代]（1934年作）、[螺丝钉]（1931年作）、[明净的小溪]（1934年作）。歌剧[麦克白夫人]和舞剧[明净的小溪]在真理报社论“混乱代替了音乐”（载于1936年1月28日的[真理报]）和“舞剧的虚伪”（载于1936年2月6日的[真理报]）中，受到了严正的批评。真理报论文并且也指出了形式主义歪曲现实的危害在其他艺术领域里确实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形。
肖斯塔科维奇于1937年所写的第五交响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形式主义的迷恋，并且也创作了很多篇幅以真挚感情和内容激动人民的作品。这现实主义的倾向，在1941年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的钢琴五重奏曲中（1940年作），特别是在1946年获得了二等斯大林奖金的钢琴三重奏曲中得到了巩固。1941年肖斯塔科维奇在受法西斯匪徒包围的列宁格勒城，创作了爱国主义的第七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反映了苏联人民对希特勒侵略者的仇恨；这部作品在1942年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并且在全世界进步集团里得到广泛的好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1943年作）、第九交响曲（1945年作）同他的许多室内乐曲（第二四重奏曲等）作品一样，又表现出恶劣的形式主义倾向，这倾向遭到苏联舆论界彻底的遣责。肖斯塔科维奇深深地领会了1948年2月10日联共（布）中央历史性的决议，并且也深刻地思考过。1948年4月召开的第一届全苏联作曲家代表大会上，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演说中谈到：“听到了对于我的音乐的指责，并且这些指责又是在中央委员会方面指出的，不论我是如何地感到沈重，我知道，党是正确的，党希望我好，同时，我也应当寻找具体的创作道路。这道路将会引导我走向苏维埃现实主义的人民的艺术领域。”
1949年为独唱、合唱及乐队所写的清唱剧[森林之歌]（多尔玛托夫斯基词）证明肖斯塔科维奇在正确方向上积极地寻找新的道路。[森林之歌]的主题是斯大林改造大自然的伟大计划。肖斯塔科维奇从社会主义的现代艺术家的身份出现。许多清唱剧插话，在合唱和交响曲写作技术上都是非常壮丽的，它们以强烈而诚恳的感情征服了人们，由于清唱剧[森林之歌]和影片[攻克柏林]的配乐，肖斯塔科维奇在1950年获得了一等斯大林奖金。
在党所指示的苏维埃艺术方向下，肖斯塔科维奇的紧张和长期的创作工作给他的成功准备好了条件。在创作[森林之歌]之前他还创作了一些电影音乐，像[青年近卫军]、[伊万·米丘林]、[易北河两岸]、[难忘的1919年]等。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形象——克拉斯诺顿英雄们的形象，为先进的和人民所需要的科学而奋斗的战士们的形象，鼓舞了这位有高度才干的作曲家去创作真实生活的和易于了解的音乐。在电影音乐方面，肖斯塔科维奇的以前作品有[会见]（1932年作）、[马克辛三部曲]（1935年至1937年作）的配乐都非常著名。1952年肖斯塔科维奇由于以革命诗人（1950年伟大事件时代的人们）的诗作所写成的一首合唱曲而获得了二等斯大林奖金。
肖斯塔科维奇是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积极活动家之一。他是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委员，他是1949年出席泛美科学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代表大会的苏联代表之一。1950年他参加了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代表大会。肖斯塔科维奇荣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最近两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
从这篇高高在上凌驾于人的评价论述中，可见当时的文艺管制者对肖斯塔科维奇所采用的“非常手段”。他们不得不正面承认作曲家非凡的才华，意识到这位天才在国际上的显著地位，内心充满了妒嫉但又矛盾重重，以限制和压制来逼迫作曲家就范。对作曲家的创作进行了粗暴专横的干涉，以所谓的“形式主义”对天才的创作进行围攻和批判。在这种如同中世纪宗教专制的“国家集中营”里，音乐家是谈不上有任何自由的。只能去为统治者的喜好去逢迎创作，只能去唯唯诺诺当一名走狗才能得以苟存。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肖斯塔科维奇的圆滑和智慧。在他言不由衷地违心的“低头认罪”和无奈屈从的背后，他从自由的、个性的角度来得以继续进行创作，并且巧妙地对专制者进行了愚弄。从他的第五交响曲《庆祝俄国革命20周年》（原先的副标题是《一位苏维埃艺术家对公正批评的回答》开始，他采取了表面与专制者合作和屈从的方式，从官方对这部作品的定义为“经历巨大内心斗争后个性的形成”和“人的良知到积极乐观主义的一个脱胎换骨。”一系列意识形态领域的术语评说背后，我们似乎能看到肖斯塔科维奇在私下里做出孩子的鬼脸和发出揶俞的嘲笑……。
肖斯塔科维奇的狡黠获得了成功。于是这位“两面人”在高压文化专制下得以“漏网”。在他那首最为著名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受到广泛赞誉并被冠以“反抗法西斯的主题”60多年以后，我们从他的音乐中可明确地感受到：这位狡黠的音乐大师在玩著做“皇帝的新装”一类把戏。把先前对斯大林的仇视憎恶、仇恨愤怒的情绪都巧妙地转嫁到希特勒的身上借机得以发泄，对俄罗斯人民的苦难之哀叹以及对民族精神的颂扬等其它随心所欲的创作得以自由驰骋，令人不得不深深叹服肖斯塔科维奇的聪慧和民族良心。深深叹服他的济世情怀和善良人性的体现。
肖斯塔科维奇逝世于1975年，尽管斯大林已经死去后受到苏联当局内部的批判，但是当时仍然处于专制集权苏联体制下的高压统治及冷战时期，斯大林主义阴魂未散人们还处于国家恐怖之中，他是根本不敢公开坦露内心的，惟恐被扣上“祖国的叛徒”帽子，对政治一概回避甚至公开谄媚官方。这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艺术家们所无法领略和理解的。但是凡经过专制政治恐怖统治下并且能够苟存活过来的艺术家们才可以与他达到心灵共通，以至于更加能理解他的作品。
随著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自由民主化进程，人类社会进步和谐的态势得到全世界多数意识形态不同政治的认同，从而对以往出于政治需要概念性的定论应还以本原。我赞同魏廷格先生的观点，他在《怎样理解交响乐“肖七”的评论中写道：“很可能，从本质上说，‘肖七’不是描写一场战争的过程（虽然不能排除战争的影响），而是表达他对人类社会中的善与恶的深刻思索和痛切感受。这应当是理解和欣赏此曲的基点。”音乐是人类共有的独立性语言，一些总爱把音乐语言用文字化说明诠释难以令人信服，为交响曲填词加以片面理解的作法甚至是荒谬可笑的；即使把一首歌曲的曲调填写各种文字演绎成各种意义传唱都不是问题，我认为即使是作曲家本人也无从用文字语言来解释描绘自己所创作的音乐，属于画蛇添足。我们理解和欣赏“肖七”，首先应对作曲家复杂的经历及时代背景，其运用独特的音乐语言中去体会领教作曲家那崇高的精神境界，用耳朵去倾听，用情感去体验，用头脑去思索，用心灵去共鸣。
通过对《见证》这个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认真的阅读研究并且从历史的角度以及对肖斯塔科维奇大量作品的分析，我坚持认为：《见证》可能就是其本人的真实回忆录，对《肖七》的为政治服务传统诠释应该进行更正还其历史原貌，随著前苏联八十年秘史被逐渐公开，随著民主政治的进展，俄罗斯政府对本国人民和对全世界的忏悔，俄罗斯民族对极权暴政的揭露和反思，对历史人物的重新正视评价，对肖斯塔科维奇本人以及作品的评价已经到了恢复其本原的时刻。《见证》一书不仅仅是对肖斯塔科维奇和俄罗斯音乐艺术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对我国的近现代音乐史重新修改修订也具有非同意义和借鉴。
当肖斯塔科维奇在1953年创作了《第十交响曲》并在同年年底及1954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分别演出，曾经再次引起轩然大波，被批评为“悲观主义”的，“非现实主义”的，表现了“歇斯底里的痛苦感觉”。支持者称赞为“勇敢和斗争”，“令人回想起正直的、优秀的人们所经受过的痛苦和他们的牺牲”。而肖斯塔科维奇本人说：“在这部作品中，我想表达的是人的感受和苦难带来的激情。”
我认为这是肖斯塔科维奇对自己的作品思想最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