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钢琴协奏曲领域里,笔者始终对贝多芬的第5号协奏曲“皇帝”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那动人的慢板乐章。据他的学生卡尔·车尔尼讲,贝多芬在写作这个乐章时所想象的是朝圣者所吟唱的赞美诗。如果不是因为“皇帝”协奏曲,今天不会有太多人记得住这位叫约翰·巴普蒂斯特·克拉莫的英国钢琴家兼出版商人,也就是为协奏曲取下绰号的那位“好事者”。他曾经在维也纳与贝多芬结识,两人的钢琴技艺据说不相上下,贝多芬的弹奏更富有表现力,激情四射,克拉莫则更追求技巧上的无懈可击。可惜30岁之后的克拉莫几乎不再踏上欧洲大陆,他在伦敦摄政街开了一家乐器制造与乐谱出版的小公司,名叫Cramer & Co.。当远在英格兰的克拉莫听到了身在维也纳的好友贝多芬新创作的这部钢琴协奏曲时,立即就被它恢弘的气势所打动了,并且在出版乐谱时以“皇帝”作为这部作品的绰号印在了封面上。
后人没能想到的是,这个绰号竟然在随后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连维也纳人也开始这样称呼这首协奏曲,思想反动、毕生对皇族嗤之以鼻的贝多芬对此哭笑不得。这位远在英伦的知己,可能仅仅是听过了开头乐队奏出的三个强烈的和弦就草草地为全曲下了定论,却不知那温情款款的第二乐章也是贝多芬一辈子所写下的最为柔美的旋律,其圣洁甚至让人联想起《庄严弥撒》,以至于以贝多芬为主人公的电影《永恒的爱人》里,就将这段旋律用作了爱情主题。
钢琴协奏曲这一体裁,对于贝多芬来说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从贝多芬在1795年完成自己的首部钢琴协奏曲(出版时被命名为第2号协奏曲)开始,直到他在写作第6号协奏曲时突然选择放弃,作曲家花费了长达20年生命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用在这一体裁的创作上。贝多芬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作曲家,也是整个维也纳最棒的钢琴家。在那个时代,演奏家与作曲家还没有特别明显的界线,作曲家需要弹奏自己新写的作品以便售卖乐谱,演奏家则需要自己写新的炫技曲目来博得观众眼球。像贝多芬这样在两方面都登峰造极的音乐家,可以从容地将自己最好的才华写进新的协奏曲里,然后在音乐会上自己弹奏。贝多芬的前半生就是这样度过的,他演奏自己的奏鸣曲与协奏曲,也演奏同时代或者巴洛克时期作曲家的作品,这为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以至于尽管在耳聋后收入大幅度缩水,仍可以十分体面地生活。“皇帝”协奏曲正是在他生命的转折点问世的。由于听力严重下降,贝多芬已经没有办法把这首自己写下的最杰出的协奏曲亲自弹给乐迷们听了。他的得意门生,钢琴家卡尔·车尔尼幸运地担当了这一重任。车尔尼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与作曲家,写作了大量的交响曲与钢琴音乐,特别是他的一系列钢琴练习曲将后世数以千万计的琴童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从10岁起就跟随贝多芬学习,1812年他已经是21岁的青年钢琴家,维也纳人的新偶像,由他来作为首演者自然再合适不过。
首演意料之中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部新的协奏曲立即被认为是贝多芬所写下的最好的钢琴协奏曲。人们爱它的气象万千,无所不包,少有这样将交响化思维贯彻得如此彻底的器乐协奏曲,同时又如此地情真意切,让人联想起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它也成为了音乐史上诸多钢琴名家展现自己实力的平台——尽管钢琴家或多或少有着自己的兴趣偏好,但几乎没有人会将贝多芬最杰出的一部作品置之不理。“皇帝”作为约定俗成的绰号,依然出现在每一本乐谱的封面与每一场音乐会的节目单上,但已经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