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上帝为所有古典音乐作曲家拍一张大合影，他一定不知道把古斯塔夫·马勒排在什么位置才最合适。
马勒就是马勒，独一无二。我在听勃拉姆斯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贝多芬，在听莫扎特的时候难免会想到海顿，在听拉威尔的时候显然会想到德彪西……然而当马勒的音乐响起，他是世界的全部。
“我的时代终将到来”，马勒这句掷地有声的宣言昭示了他一生的雄伟抱负，却也无法掩饰地透露出对于自身遭际的忿忿不平。对于“写一首交响曲就是建设一个世界”的马勒而言，他至死都没有听到世界的掌声—即便有，也决计达不到他期望的程度。
迟来的赞誉总算还是来了。半个世纪以来，马勒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宣称喜爱马勒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也越来越多，并以此作为与“普通乐迷”划清界限的身份标志。我，不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必须坦白，在马勒的问题上我曾经也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也许此时此刻仍不免存在这样的倾向。闲聊的场合，但凡音乐的话题一起头，我就忍不住要把马勒摆出来。其实那时候我只听过他的几部作品，不过反正大家都不懂，随我怎么说也不会出洋相。后来，这种浮夸与虚荣好歹得到了一些治疗，因为我愈发意识到音乐欣赏这件事的本质是涵养自我，而不是取悦于人。
这几年，我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马勒的音乐。我不得不严肃，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我无法容忍自己在听完一首马勒的交响曲之后形不成任何新的理解或感悟。它那庞大的结构和复杂的乐思如同一座迷宫，听者稍不留神就会偏离音乐的主线，甚至再也难以重新回到正确的路径。显而易见的考验每每产生，比如在他的那首六乐章的第三交响曲中，相比紧凑而奇崛的第一乐章和至善至美的末乐章，中间四个乐章并不容易牢牢抓住人们的耳朵。坦然面对专注力的流失并非一件难为情的事，不过，倘若不能紧跟马勒的音乐步伐—他这么写总有的他的道理，怎么说也是有点遗憾的。
马勒的九首交响曲鲜有败笔（第十交响曲没有完成），它们的精神意旨高度统一，艺术风格略具差异。我不认为这些作品存在高下之分，当然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偏好以及对马勒音乐所能够理解的程度来作出排序。音乐会曲目的选择也往往迎合某种欣赏口味，比方说第一、第四、第五这几部交响曲上演的机会更多一些。今年3月，里卡多·夏伊率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来沪，献演相对冷僻的第七交响曲，不知道这一冒险之举是否反映了当今古典音乐界对上海乃至中国乐迷的鉴赏力已经抱有足够的信心。
第二交响曲《复活》一度是我最喜爱的马勒作品，不过现在看来，第六交响曲《悲剧》大有取代之势。身处世纪之交，马勒的大多数交响曲都不走寻常路，但这首作品却秉承了传统的古典主义范式。作曲家在这里不想导演什么光怪陆离的蒙太奇，贯穿乐曲始终的宿命般的绝望说明了一切，仅仅在那个非凡的行板乐章中传达出某种对于美好世界的憧憬和渴念。
同样是阐述绝望，指挥家们各有各的门路。巴比罗利爵士在1967年指挥新爱乐乐团的版本中拖长了几乎每一处音乐线条，使悲剧的呈现更显沉重。行板乐章被他演绎得如此梦幻而凄美，以至于当末乐章可怕无情的命运之槌重重落下之时，那种对比感强烈得令人无法呼吸。托马斯·桑德林（不是那位更著名的库尔特·桑德林）1995年率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的录音前些年在小圈子里很流行，不过现在差不多已经绝版。这个版本从头到尾都是打鸡血的状态—噩运虽终将到来，却死也要死得辉煌。
说到“马六”，又怎能不提DG 公司的几款经典呢？伯恩斯坦1988年的版本满含人世间的欲念，阿巴多2004年的录音则表达了对于命运安排的全盘接受。卡拉扬一向对马勒第六交响曲怀有崇高敬意，并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交响曲之一”。他在1977年的著名版本中塑造了一个骨肉丰满、意志坚强的悲剧性英雄人物的形象，柏林爱乐的实力再一次得到强有力的证明。
而当第一次听到布列兹1994年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录音时，我产生了巨大的惊喜。我从未意料到“马六”还可以这样被演奏。布列兹就像一位拿着哲学博士学位的外科手术医生，采取形而上的方式解剖这部作品。他的手术刀寒光凛冽，折射出不容置辩的思想逻辑。通过齐整快速的音乐节奏和简单明确的结构处理，布列兹解除了一切阴森可怖的动机，摒弃了无谓的挣扎。他更像一个漠然的旁观者，而不是一头扎进音乐里跟马勒同呼吸共命运。我将布列兹的“马六”形容为“以无情对抗无情”，而由此展现出来的孤高清绝的精神世界并没有与作品本身产生任何违和感。我想，这也是马勒音乐的内在复杂性和矛盾性所决定的。
马勒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很深，所以，关于“意志”的解释始终主宰着他的创作动机。第六交响曲对此作出了鲜明的反映。至于作为聆听者我们从中体验到了什么，一般来说那就不是文字可以帮忙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