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可以听古典音乐？
真的任何人都会被古典音乐吸引吗？星野先生，一个“看起来睡眼惺忪的二十五岁左右的男人。头发扎个马尾，耳朵戴着耳环”，会一面抽烟一面看漫画，烟灰“毫不犹豫地抖落在吃剩的拉面里”，穿着大花夏威夷衫的卡车司机，真的会被贝多芬和海顿感动吗？更直接地说，古典音乐难道不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专属？即使《海边的卡夫卡》不是写实小说，星野先生却是写实角色。这段情节虽然动人，可是作为小说家，村上春树的桥段设计有说服力吗？读者真会相信，一个卡车司机在吃茶店听了海顿和贝多芬的作品而深受感动，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决定，跟着说话莫名其妙的老人继续莫名其妙的旅程？
我不知道其他读者的答案，但我倒有亲身经验可说，那也是我人生中一段莫名其妙的旅程。
大学毕业后服役，我在某陆军炮兵营当后勤官。“平时不当参一四，战时不做参二三”，后勤官和小兵比，实在累多了。但若重新选择，我还是会去考预官。原因无他，我实在不能没有音乐。忙就忙吧，至少我得听到音乐，而且是自己可以选择的音乐。幕僚办公室里，好像也就我一人特别喜爱音乐，没人和我抢唱机，现在想想真是幸运。
“后官，这是什么音乐呀？”
我的服务单位在台东。来这里的，户籍多在花莲台东屏东高雄，原住民更是不少。那天一位原住民业务士来营办公室洽公，难得问我在播什么。
“这是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1891—1953）《第三号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你喜欢吗？”
“很喜欢耶，这音乐好有趣喔！哈哈！”一边笑，他跟着摆出一些滑稽的埃及壁画姿势，大概觉得这曲子很有异国情调。
“啊，怎么没有了！”
“这只是一段小间奏，连接第二主题前后之间的插句。你听这第二主题，不是很优美吗？最后第一主题重现时，那也真够炫呢。”
我快转到乐曲结尾，心血来潮地解释这段钢琴技巧有多特别。只是这位弟兄虽然听得啧啧称奇，但很明显，他最喜欢的还是那段再也没出现过的小间奏。“为什么作曲家不继续写这个旋律呀？”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一转眼就是四年后，我在香港访问钢琴大师阿什肯纳齐（Vladimir Ashkenazy，1937—），“我想是因为第二主题太美了，普罗科菲耶夫想多铺陈一些，不让听众一下子全听完，所以设计了这个有趣的小桥段。虽然音乐上是停在这里等，却使后面的风景更显美丽。”
或许普罗科菲耶夫《第三号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那三十小节，也正是我的服役批注。我也常常想到那位已经不记得名姓的弟兄，以及他的可笑埃及壁画舞。前后何其多精彩旋律，他却最爱这段小插句，手舞足蹈得那么开心。在那三十小节里，没有“古典”也没有“现代”，所有标签都被拿下，只有一段让人打从内心喜爱的音乐。后来发现，他更喜欢同张CD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一号钢琴协奏曲》，高兴地问我唱片编号——那是基辛（Evgeny Kissin，1971—）担任独奏，阿巴多（Claudio Abbado，1933—2014）指挥柏林爱乐的版本。如果这位弟兄愿意继续听这类作品，不是肖邦也不是贝多芬，普罗科菲耶夫就是他的入门曲，人人都可欣赏古典音乐，根本没有“门槛”与“资格”的问题。
以前热衷于网络交友时，若是与网友相邀坦诚相见，最常听到的评语就是：“你真的长得很像医生耶。”模棱两可，神秘莫测，听了无不汗流浃背，仿佛有人要形容橘子的味道就说：“闻起来真的很像橘子唷。”
诗人鲸向海——好吧，这里不得不提他的另一个身份，精神科医师，曾在散文中讨论“听闻众女子论男医师长相”的复杂心情。男医师“应该”长得什么样子呢？他在文章里引了西西在《哀悼乳房》中的说法：“医师我也见过一些，有的像商贾，有的像屠夫。”看来西西的看病经验显然不妙。
只是商贾和屠夫，客观上又该长得什么样子呢？
无论医师长得如何，病患多得听话为宜。可是如果牵涉到选择与价值判断，那就是另一番讨论。毕竟“形象”产生“门槛”与“资格”，而这背后往往都是偏见。“古典音乐”和“古典音乐家”在某些人心里，就是要“优雅”，就是要“美丽漂亮”，就是要“矜贵有气质”——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请不要听巴赫，因为那音乐里更多是朴质坚毅；也请你不要听莫扎特，因为那旋律中更多是七情六欲；也请你不要听贝多芬，因为那声响里更多是挣扎内省；也请你不要听肖邦，因为那作品中常有国仇家恨……事实上如果你这样想，那最好什么都不要听，因为“古典音乐”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真正钻研艺术、潜心修习的“古典音乐家”也是活生生有个性的人，而不是放在墙上的剥皮标本。
古典音乐有什么好处？
2012年有则国际新闻令人印象深刻：南美大国秘鲁，在本国同胞，男高音巨星弗洛雷兹（Juan Diego Flórez，1973—）主持下，开始推行一项名为“秘鲁交响乐：音乐与社会包容”的改造计划，把乐器带到贫民窟并兴建音乐训练中心。他们锁定处于危险边缘的青少年，初期造福二百名低收入家庭的孩童，希望音乐能为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人生。
音乐真的能够改变社会？对吃不饱穿不暖的社会边缘人，居然还能奢谈艺术？难道他们不知道，该给的应该是面包与火腿，而不是长笛或小提琴？
但这个计划并非痴人说梦。秘鲁只是见贤思齐，奇迹早已发生在他们的邻国委内瑞拉，一个单纯理念改变一切的故事。
1975年，身为钢琴演奏者和经济学者的阿布莱乌（Jose Antonio Abreu，1939—），面对自己贫穷落后的国家，相信若让困苦家庭的孩子也能接触音乐、学习乐器，就可以保护青少年不至于走向毒品、卖淫、黑社会。他认为音乐可以改变委内瑞拉，甚至可以改变世界。音乐教育不该是精英教育，重心也绝不该是培育什么世界级音乐家，而是让人熟悉音乐——因为认识音乐，其实就是认识自己。
阿布莱乌“每个城市都有交响乐团”的梦想，从最早在首都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排练，逐渐演变成与音乐结合的社会教育运动。起初五年，热情的志工老师不收分文，带着音乐走到穷乡僻壤甚至少年监狱，把乐器送到孩子手中，鼓励他们在练习中彼此聆听、相互激励。如今，委内瑞拉竟有一百二十五个青年交响乐团，青年音乐家超过二十五万。
我们该如何看这个委内瑞拉奇迹？解释之一是“破窗理论”：房子若有一扇窗户破了未修，其他窗户也将快速为人破坏。因为破窗暗示此屋无人关心，犯罪可以不受制裁。2004年起伦敦在六座位处偏远、治安不佳的地铁站播放古典乐，半年后追踪调查，发现其抢劫、破坏公物、攻击工作人员等罪案竟减少将近三成。我去过那些地铁站，发现即使是黑夜暗街，古典音乐仍如光亮清洁的壁纸，为破败角落带来文明与秩序的形象——哪怕那形象只是一个模糊影子，都能让环境变得大为不同，也足以令人规范自己。
但我相信真正的答案，其实不是音乐的形象，而是音乐本身。这些委内瑞拉孩子乐于学习，乐于演奏，在音乐中认识自己、彼此交流、互相上进。他们不是为了家长期许或个人虚荣才学习音乐，志向也不是成为国际明星。在他们的世界，音乐就是沟通语言，而非赚钱发财的工具，或权充上流社会的装点。委内瑞拉并没有深厚的古典音乐传统，莫扎特和贝多芬对当地街头青年也不会特别可亲。但西蒙玻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明确告诉世界，莫扎特和贝多芬虽然说的是德文，但那音乐里的话也是西班牙文，里面是十八、十九世纪维也纳人的感情，同时也是二十一世纪委内瑞拉的心声——音乐，是人类的共同语言。
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听古典音乐有什么好处？”
我的答案是：没有好处。
真的没有。听古典音乐，不能让你三酸甘油酯指数下降，也不能使你达到想要的体重。若说有什么必然或立即好处，实在是没有。
可是这些委内瑞拉孩子再一次告诉我们，古典音乐虽然“没用”，却也“无所不能”。它不只能改变个人，甚至还可改变社会国家。
前提是你得真心喜爱。
欣赏艺术，本身就是目的。无论可能的附加价值有多少，都不该喧宾夺主成为你接近艺术的理由。即使现实生活中没有《海边的卡夫卡》里的中田先生，我们却随时可能是星野。
没有某种音乐只适合某种人，也没有某种人只适合某种音乐。总会有乐曲能唤起自己少年般柔软的好奇心，即使我们对它之前并不熟悉。古典音乐可能带来欢乐，可能带来省思，让你开心跟着跳一段埃及壁画舞，或者让你发现纵使生活冷峻无情，经过重重磨折摧损之后，自己身体里仍然存在那向内心探索而执拗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