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长调民歌，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蒙古国境内，除联合“申遗”外，中蒙两国已经承诺将尽快作出蒙古族长调民歌十年行动计划采取保护措施。
蒙古民歌分为长调和短调，长调字少腔长、高亢悠远、舒缓自由，宜于叙事，又长于抒情，表达了草原儿女独有的深情。长调民歌由马头琴伴奏更具草原文化的韵味。长调一般为上、下各两句歌词，演唱者根据生活积累和对自然的感悟来发挥，演唱的节律各不相同。长调歌词绝大多数内容是描写草原、骏马、骆驼、牛羊、蓝天、白云、江河、湖泊等。
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发展轨迹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一代歌王哈扎布
谈长调，不能不谈一代歌王哈扎布，这在业界已成不争的事实。
1922年，哈扎布出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自幼就显露出过人的音乐天赋，12岁时，在旗里祭敖包之后的那达慕上，同时得了赛马第一和歌唱第一，19岁时成了蒙古王爷的王府歌手。
我区著名音乐大师莫尔吉胡告诉记者，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在乌兰夫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哈扎布参加了锡林郭勒盟文工团，在莫尔吉胡老师帮助下，调入内蒙古歌舞团，成为国家一级演员。
1996年，我国著名诗人席慕蓉在拜访哈扎布后，为其演唱的蒙古族长调而深深倾倒，曾写文如是赞美：他的歌声横过草原，天上的云忘了移动，地上的风忘了呼吸；毡房里火炉旁的老人忽然间想起过去的时光，草地上挤牛奶的少女忽然间忘记置身何处；所有的心，所有灵魂都随着他的歌声在旷野里上下回旋飞翔，久久不肯回来……
对于长调，除了一代歌王哈扎布之外，在国际国内颇具影响力的还有很多。我区著名音乐人柯沁夫认为，草原长调民歌，作为一种歌唱艺术早在18-20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出高度发展的繁荣。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几乎没有不唱或不会唱长调的。他说，好的优秀歌手会受到尊重和礼遇，著名歌手会受到特别的尊重和礼遇。其中，著名歌手达木汀有幸于20世纪30年代录下一首《圣主成吉思汗颂》，其高音假声——舒日亥，能轻松自如唱出常人难以想象的高音。当代歌王哈扎布《小黄马》的高音区演唱亦令人拍案叫绝。1955年，“长调歌王”宝音德力格尔以一曲《辽阔的草原》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夺得金牌，倾倒世界级音乐大师与各国青年。评委之一、著名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称其是“罕见稀有的民音女高音。”继之，蒙古国女高音长调歌唱家诺日布班孜德连续两次在亚洲和世界比赛中夺得桂冠，获得“亚洲歌王”称号。这表明，蒙古族长调牧歌已经达到了很高层次，是可以同意大利美声唱法争芳斗艳的一种声乐艺术。
柯沁夫认为，高度的艺术性必须有高度的科学性相伴。一代歌王哈扎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草原抒情男高音”而蜚声于国内外。70年代末，年近古稀的鄂尔多斯长调民间歌手扎木苏震惊了北京舞台，在音乐理论界、声乐界、教育界引起轰动和惊叹。许多专家高兴地称赞为“草原美声唱法”，他被请到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讲学。著名声乐大师沈湘亲临现场聆听他的演唱。90年代初，80多岁的扎木苏歌喉依旧，充分显示出坚实而科学的歌唱功底。这充分说明，长调演唱艺术不仅有它独特美学本质及其风格，而且具有独特而科学的歌唱技术。
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
倾心听一曲长调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向大自然倾诉体验。这种艺术境界，被诸多音乐学家、歌唱家称之为“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而美学家则称之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统一”。这种情景交融、法乎自然、天人合一的独特意境和神韵，在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更为突出显示出蒙古族长调民歌高度的美学价值。
据了解，蒙古族复音音乐潮林哆，只要有一人领唱长调旋律，三五个人以持续低音潮尔，就会产生庄严肃穆、声势浩大、辉煌壮丽的气势；而一首马头琴民间独奏曲《走马》，就会有排山倒海之气概。二者均能使人产生一种雄浑壮美的崇高体验。长调牧歌的典范之作《辽阔的草原》，音乐语言、曲式结构都是简洁精练的，全曲只上下两个对偶乐句旋律，但却热情奔放，达到形象和意境、人和自然的完美统一，同样给人以辽阔、豪放的阳刚之美。古老的宴歌《六十个美》，仅在一首单乐段淳朴的歌曲中就唱出六十个美的事物。歌中列举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候鸟鸿雁、阳光云霭、明月繁星、山的景色、海的风光、怒放的鲜花、清澈的流水、弹拨的琴弦、嘹亮的歌声、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义、长者的训导、天下的太平……这首歌简直是一本绝妙的思想品德和美育的教科书，美学价值和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区著名音乐人柯沁夫认为，正因如此，蒙古族音乐愈来愈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喜爱，并以惊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各民族音乐学子、专家走进草原，走近蒙古族。辛沪光、杜兆植、吕宏久、那日松等，许多著名音乐家就是这样，他们学会了蒙文蒙语，甚至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找到蒙古族生活伴侣，吃着蒙古奶食……全身心地融入蒙古族音乐文化乃至蒙古民族之中，把美丽青春、毕生精力、才智都无私地奉献给草原，奉献给蒙古族音乐事业。
长调民歌的历史渊源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产生于我国南北朝时期脍炙人口的敕勒歌，高度形象地勾勒出北方草原的壮丽图画，在被这首诗中描绘的美景陶醉之时，我们自然会联想起这“穹庐”之中与诗相伴的“歌”来。
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渊源是什么？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世相是我区第一位出版蒙古族长调专著的研究人员。对于长调民歌的历史渊源，李世相认为，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及蒙古学研究成果来看，蒙古族音乐发展史可以宏观角度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山林狩猎音乐文化时期、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
李世相告诉记者，公元7世纪前，蒙古人祖先一直在大兴安岭山脉与额尔古纳河流域生息，生产方式以狩猎为主。在漫长的生活岁月里，蒙古人创造了自己富有狩猎特色的音乐文化，如狩猎歌舞、萨满教歌舞等。一般来讲，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以短调为代表，民歌具有结构短小、音调简洁、节奏明了、词多腔少等特点。整体音乐风格具有叙述性与歌舞性，抒情性较弱，这也是原始时期人类音乐艺术的共同特征。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一些明显带有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追猎斗智歌》、《白海青舞》。
公元7世纪起，生活在我国东北部额尔古纳河沿岸以狩猎为生的蒙古族，开始走出山林逐渐西迁踏上了蒙古高原，在形成游牧生产方式的同时逐步强盛起来。公元1206年，蒙古族伟大的历史人物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蒙古各部之时，宣告了蒙古民族正式登上北方草原的历史舞台，顺历史潮流自然成为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族在接过北方草原文化的接力棒后，以自己的方式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动力，使北方草原音乐文化迅猛发展。伴随着狩猎生产方式向游牧生产方式的转变，音乐风格也发生了从短调民歌向长调民歌风格上的演变，形成了蒙古族音乐史上的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
李世相认为，草原游牧时期的音乐文化现象是极其复杂的，从音乐形态学角度上看，此时期既保留发展了狩猎时期的短调音乐风格，又逐步创新形成了长调音乐风格。就长调民歌本身而言，此时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简至繁、由低至高的继承发展过程。因此，从公元7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千年历史中，蒙古族民歌发展的总趋势可概括为：以短调民歌为基础，以长调民歌为创新，长调民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蒙古族整体音乐文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李世相介绍说，大约自公元18世纪(清朝中后期)起，随着历史变革及发展，北方草原与中原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各民族间的融合交流步伐加快。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也渗透到部分北方草原，文化交流
更为频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短调叙事歌、长篇说唱歌曲等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形成了蒙古族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特征可概括为：短调民歌重获新生快速发展，长调民歌保持特色更加成熟。
长调情感内向抒情
蒙古族的长调，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不太熟悉的人，往往认为蒙古族音乐(民歌)也应像其外在性格那样，总是铿锵有力充满着骠悍气息。对此，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世相认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李世相告诉记者，蒙古族民间有许多这样的谚语：“牙齿掉了咽到肚里，胳膊断了藏在袖里。”这种内倾性格体现在蒙古族民歌乃至整个艺术审美观念上。
“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性格，一般都有“骁勇善战，粗犷豪放”的认识，却很少了解其“情感细腻，善良多忧”的另一面。如果将粗犷豪放视为外在性格，那善良多忧则是内在性格，这一阴一阳恰好形成互补。这种内在性格更多的是表现在蒙古民族的音乐艺术中，因此，就不难理解蒙古族民歌的“慢多快少，忧多乐少”的表象，而长调歌种的内在抒情性表达方式的形成也就有了必然性。
爱是长调根本主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爱就没有人类世界，更不可能产生艺术。但因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及生存环境的差异等，对爱的表达方式也自然不会一致。
李世相认为，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历来是地广人稀，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使他们对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长调民歌即是在这种爱的原动力作用之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长调民歌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种爱的本质与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