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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懂贝多芬。他生活在19世纪早期的维也纳，当时人虽承认他是桀骜的天才，却并不明白他为何要写那些远远超出常人理解水平的音乐，也不明了他是哪种人。他们所见的血肉之躯并不讨喜——这音乐家时常被耳聋逼得大发雷霆，对卫生或穿着毫不在意，人际关系糟糕透顶，却被艺术家同行尊为命运之力。换句话说，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夸张漫画。
1827年贝多芬去世后，他的形象并未变得清晰。到世纪中叶开始有贝多芬的塑像，比神像略微矮一截。柏辽兹对“令人生畏的巨人贝多芬”充满敬仰，李斯特说他是“引导以色列人穿过沙漠的火炬”，瓦格纳自11岁起就相信贝多芬是运用艺术之力救赎人性的前辈作曲家，1872年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开幕演出上选的不是自己的歌剧，而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在贝多芬所有作品中，《第九交响曲》是最难解的一首。他究竟为何要在尾声中用大合唱和独唱来表现席勒的诗（那诗表面上看叫“欢乐颂”，其实说的是兄弟之情和自由）？贝九到底要说什么？是社会变革还是个人权利的宣言？抑或是宗教迷狂？这交响曲对我们的意义和对贝多芬的意义一样吗？还是它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涵义？
这些问题让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hs）踏上了艰难的研究之旅，探索贝九在诞生之时的种种思想根源。那是1824年，维也纳会议使欧洲退回了封建君主制，好像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从未发生过。奥地利宰相梅特涅不满于自己几近无限的权力，在1824年制定了一系列法令，以武力治国，任何玩笑式的评论或交错朋友都可能让人坐牢。贝多芬曾在咖啡馆记事本上匆匆写下：“现在别说，附近有探子。”
很容易想象贝九是创作者对反动势力的回击，但没有证据支持这种理论。贝多芬如何从轻盈的《第八交响曲》转向了沉重的《第九交响曲》，他自己从未做过解释。同贝九一起首演的还有《大厦落成序曲》和三首弥撒咏叹调。1824年春天，贝多芬真是才思泉涌。
萨克斯的探索始于贝多芬在维也纳破落第三区租的公寓，他家里的混乱情形同五月7日贝九在康特纳托尔（Kärntnertor）剧院首演的管理混乱程度相当。皇室成员一位都没参加（通常这是社交名流买票的先决条件），但票子还是销售一空，因为剧院放话出去，说贝多芬又一次发猛力挤爆了音乐的紧身胸衣。
45人的常规乐团演出时增加了不少业余和兼职乐手，水平根本无法胜任；合唱团是一群志愿者组成的乌合之众；男低音独唱因为唱不好高音部分在最后一刻被换下。两位女声独唱分别是18岁和21岁；而54岁的贝多芬，老是要去亲她们的嘴唇。
贝多芬让老朋友伊格纳兹·舒潘采（Ignatz Schuppanzigh）用小提琴指挥，自己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绿外套坐在一旁，只在每个乐章开始时打个拍子。乐谱都是手抄的，肯定十分潦草，不过观众们听得心醉神迷，评论家们一致称赞贝多芬“十分超前”。
第二场演出被安排在两周内，而这首交响曲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后来它为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提供了主题素材，为马勒的交响曲提供了开始的灵光。海顿可能创造了交响曲的形式，但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给了交响曲以不断进化的能量。
贝九改变了人们对交响曲的预期，不仅是因为它以四人独唱和大合唱结尾，而且每个乐章都在挑战范例。第一乐章开头听上去像是乐队调音，第二乐章庄严与轻浮交替进行；伟大的慢板传递了一种比贝六的田园风光更为广袤的情绪。古典风格被嘲笑并抛弃。即便凭第一次聆听的模糊印象就可得出结论：听过这首交响曲的维也纳再也不一样了。
贝多芬之后再也没有写过交响曲。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写了三首钢琴奏鸣曲、《迪亚贝利变奏曲》和五首弦乐四重奏，萨克斯在这些作品发现了作曲家从自我呈现转向普遍性的冲动。作曲家将这种欲望定义为“将个人普遍化”，而你可以看到他指出的方向——艺术之自我的黎明，赋予了浪漫主义时代以个性和色彩。
贝九在维也纳首演之际，拜伦勋爵的尸体在迈索隆吉被防腐处理，运回祖国安葬。他为希腊的独立献出了生命，较政治现实而言，这更是一种古典主义的隐喻。他36岁英年早逝，为浪漫主义时代定下了基调。俄国的普希金“对拜伦之死感到高兴，这为诗歌提供了崇高的主题”。普希金暂停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写了一部更长的史诗《鲍里斯·戈多诺夫》。
法国在两次革命之交，司汤达写下了划时代的散文，而他的朋友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在创作《自由领导人民》之前，已有描绘拜伦参加的希腊之战之惨烈情景的《希阿岛的屠杀》，被小说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誉为“爱与死的杰作”。海涅比浪漫主义同代人更爱沉思，他去哈尔茨山远足，欣赏德国风景，不久他就被流放至此。
正是海涅写下了浪漫主义艺术的独立宣言。“我支持艺术自治，”他写道，“它不能被视为宗教或政治的奴仆；它有自己的明确理由，正如世界本身。”海涅和贝多芬都是莱茵兰人，他们的心灵并不相近，然而合在一起却使得艺术创作的动力摆脱了国家和社会的要求。从此以后，艺术家可以听凭心灵的引导去向任何地方。
萨克斯之前的作品包括托斯卡尼尼和鲁宾斯坦的里程碑式的传记，他为贝九的研究领域增加了深度，将之视为自由新世界的第一声。他以清晰的文笔分析了贝九的内容，认为为此音乐安置任何意义都会成为误导。今天我们将贝九视为欧洲联合的颂歌，这绝不可能是贝多芬当年脑海中所想。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和1824年的世界》（The Ninth: Beethoven and the world in 1824）是繁琐的经院派音乐学研究的一剂清新解毒剂，正如作者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把世间最深邃的艺术成就简单地解释为，一个“害怕性无能或不育”的男人写的“情欲信息”。萨克斯证明了一种阐释伟大交响曲的可行性，就是让每个听众调动个人体验的方方面面去与音乐发生关联。这才是贝多芬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