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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的“朋友圈”里,藏着哪些秘密

作者来源: 发布时间:2020-01-20

 


舒曼与舒伯特、李斯特与肖邦等音乐家之间的交往是众所周知的佳话,然而真正的历史中却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进一步了解音乐大师们的交往、相互之间的喜恶褒贬,我们对音乐史的概念便可以立体化,听起名作来,可以有更丰富的联想。


舒曼与舒伯特是知音却不相识

对于舒伯特的音乐,舒曼是一个不倦的鼓吹者。正是多亏了他,人们才发现了舒伯特。要不是他1837年亲自到舒伯特兄弟家去访求,在那儿发掘出成堆的遗稿,恐怕有些杰作就要从此迷失了。

然而即使是知音如舒曼,他也只是倾心于舒伯特的歌曲,对此外的器乐作品则不甚措意。甚至如舒伯特最后三部奏鸣曲那样辉煌之作,他也没当回事。当然,后来他为《C大调交响曲》的推广出了力,功不可没。

离奇的是,这三部奏鸣曲竟是“奉献”给他的!老前辈的舒伯特怎么会去题赠给一个刚进大学年方十八的学生舒曼呢?原来,钢琴家洪梅尔才是那被题献者。舒伯特死后十年,这三部作品才有可能出版,其时洪梅尔已不在人世,出版家并未取得已长眠地下的作者同意,竟把它改题了舒曼的名字!
这个做法,舒伯特在地下估计也不见得会反对。因为当舒伯特的死讯传到舒曼耳中时,有人听到,这个大学生呜咽之声彻夜不绝。

后来舒曼自云,青年时期他最热衷的便是舒伯特的音乐,对贝多芬也是一样,对巴赫的爱好便差一些了。
舒曼当年还鼓起勇气写了一封给舒伯特的信。然而又终于并未付邮。否则这两位歌曲大师可能早就结识了也未可知。
  
肖邦落落寡合李斯特交游广阔


不大和同行交往的音乐家也有,这便是肖邦。

1828年,也即舒伯特去世那年,肖邦游学柏林,见到门德尔松,却又怯于攀交。肖邦对柏辽兹的音乐更难容忍。他曾告诉别人:“写得出那种音乐的人,同他绝交也没错!

肖邦既然对钢琴艺术爱之如性命,照理应该同李斯特有共同语言,可是两人之间的关系从一度的亲热降到了 “相敬如宾”。其实,几乎没有哪一个同时代人是肖邦佩服的。前一代的,他崇拜莫扎特。再古些的,是巴赫。至于贝多芬,他自认“理解不了”。

同肖邦相反,李斯特交游之广,像是19世纪音乐活动中的“甘草”。肖邦同他的关系由亲密而冷淡,据云是因为肖邦看不惯他同一班贵胄们要好。

在1840年绘成的一幅油画上,可以看到李斯特在沙龙里弹奏。围着他倾听,或坐或倚的有罗西尼、帕格尼尼等人。从李斯特改编的大量作品中,也不难联想到他和同时代人的关系。

柏辽兹是李斯特提倡标题音乐的同道。《幻想交响曲》初演于1830年时,在场的便有李斯特。他不但将这部交响曲改编成钢琴曲,还用其中的“固定主题”写过一首可爱的小品。为了推广柏辽兹的作品,李斯特在魏玛举办了“柏辽兹音乐周”。
瓦格纳同李斯特之间的关系可就更深了。一直到瓦格纳死后,李斯特还继续为瓦格纳的乐剧改编钢琴曲。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奥尼金》中有一首波兰舞曲,李斯特也拿了改编为钢琴曲。

当年乐坛上好多后起之秀都见过李斯特这位乐于奖掖后辈的长者。这份名单上有格里格,有鲍罗廷,有圣-桑、福雷等等。还有堪称“李斯特第二”的安东·鲁宾斯坦。更晚一些的印象派“开山祖师”德彪西,也曾于1885年在罗马与李斯特相见。

然而李斯特并非没有对头。小提琴大师约阿希姆曾到魏玛,在李斯特领导的乐队中担任首席小提琴,两年之后便不干了,原因是他不欣赏李斯特一派的“新派音乐”,后来还发生了更激烈的交锋。

勃拉姆斯的友与敌
勃拉姆斯同瓦格纳这两巨头两大派之间的水火不相容,是乐史上突出的话题。

1842年两人初次识面时,瓦格纳不但知道对方的作品,其中有一些还受到他赏识。7年过去,瓦格纳撰文狠狠抨击勃拉姆斯,从此二人之间便横亘着一堵拆不掉的垣墙。


1879年,布列斯劳大学授勃拉姆斯以荣誉证书,尊他为当代严肃音乐的宗师。这一下又招来了瓦格纳的讥评。勃拉姆斯算是善于克制,不予理会。

霸气十足的瓦格纳,即使在赞扬贝里尼写的曲调如何美妙时,也不肯放过机会,给论敌一箭:“那是勃拉姆斯一帮搞不出来的!

勃拉姆斯同柴可夫斯基也不相投。这两位的乐风,的确是大异其趣。

柴可夫斯基在访德之行中,听了勃拉姆斯的代表作《第一交响曲》,不喜欢。为了听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勃拉姆斯特地在某地多逗留了一天。他对这部作品倒还表示赞许,只有尾声除外。

对于舒曼,勃拉姆斯视为恩师,铭感终生。而他同德沃夏克之间的师友情谊也成了美谈。《自新大陆交响曲》出版过程中,审阅总谱校样的,不是远在纽约的作者本人,而是在德国的勃拉姆斯。虽然是出于出版家的请托,但年高望重的老前辈勃拉姆斯慨然承担起这种麻烦琐碎的工作,足证两人之间交情之深了。

圣-桑的新潮与“落伍”


圣-桑曾被柏辽兹夸为“无所不知,缺少的不过是实际经验”,他那灿烂才华,赢得了好多前辈的鼓励。李斯特听了他在管风琴上的即兴演奏,竟赞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管风琴家”,这恐怕是言过其实,却也既说明了“钢琴大王”的热情洋溢,也说明了青年圣-桑的技艺不凡。

对于新人、新作,圣-桑原很热心赞助的。他不顾学院派所持的否定态度,坚持要让舒曼的作品得到演奏。在法国,最先替《汤豪舍》《罗恩格林》讲好话的,他是其中的一个。穆索尔斯基《鲍里斯·哥多诺夫》的总谱是他最先从俄国带回法国的。

可惜的是,到后来,圣-桑跟不上时代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初演之时,他当场勃然而起,拂袖而去。
对同国人德彪西的作品,圣-桑反感至极。像《牧神的午后前奏曲》这样一首奠定印象派地位的杰作,他也不欣赏,说什么:听是好听的,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如果它也可以算音乐,那就如同调色板也可以说是一幅画了。后来见了《白与黑》等作品,他更是忍不住写信给福雷,大骂不休,认为像德彪西这种人,任何一个机构都应将其摈诸门外。

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遭到圣-桑的抵制,也许是无怪其然的。德彪西的反应就正好相反。他称赞此曲“如同一个美丽的噩梦”。这两位新派大师是《火鸟》首演之日在后台初次见面的。此后,两人便时相过从。


隔行并不隔山


大音乐家同行之间的交往是令人感兴趣的。那么“隔行之间”呢?人们可能有一种误解或错觉,认为音乐家只懂他那一行,也只关心那一行。

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如果多了解一些大师们同其他各行各界人士的交游,以及他们自己的业余爱好,便会恍然于并非“隔行如隔山”。这一来,在听赏名作时也许可以增强“通感”(钱锺书先生曾论及)吧?

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之中,首先可以举韦伯为例。

他写了那么多音乐作品,同时又是笔头子锋利的音乐批评家。他主张,乐评应由乐人来写。

韦伯还喜欢写诗,不但如此,还留下一部可惜未完稿的浪漫派小说。也就是在这部小说中,有对贝多芬交响曲的漫画式评论。因此他一直被人误解,说他“攻击”贝多芬。至于流传的那句话“贝多芬够资格进疯人院了”,实际上也是无根之谈。他还有过编纂一部音乐词典的打算。

韦伯之外,门德尔松也可一提。

门德尔松孩提之时便已出入老歌德之门,深受那位博学巨人的钟爱与熏陶。反过来,如不是这位内行的神童有心主动介绍,那么有成见的歌德,也不大可能在暮年接触某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包括《命运交响曲》在内。

到了青年时代,黑格尔、洪堡等大学者又成了门德尔松家沙龙中的常客。门德尔松还专门去听过黑格尔在大学里的讲课。

肖邦对钢琴音乐情有独钟,除了钢琴曲,什么也不写。然而他绝不是—个只爱自己本行的人。在音乐界,他落落寡合,但同他交往的文艺界人士却有海涅、巴尔扎克、显克微支、缪塞等诗人、小说家和德拉克洛瓦这样的画家。

肖邦是置身于浪漫主义运动中的中心人物,虽然他对某些人的主张不表赞同。肖邦放弃音乐会演奏活动而专心谱曲。对这,海涅在1840年特地致贺。他认为,肖邦能超脱于一伙哗众取宠令人齿冷的演奏家之上,是大好事。(摘编自辛丰年 《乐迷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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