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Gramophone Magazine）最新一期四月刊上，中国著名指挥家、中国音协副主席余隆登上封面，成为首位登上这一权威古典音乐杂志的中国指挥家。杂志刊发了《望穿东方》一文，记者安德鲁·梅洛走访上海、广州两座城市，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

“人们一直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西方望穿东方会给全球音乐版图及我们所听的音乐带来何种影响？ ”安德鲁·梅洛在实地调查后写道，“我们常说中国是古典音乐的新军，代表着未来而不是过去……而当音乐界才刚刚不再把中国音乐家的现象级崛起归功于让人瞠目结舌的炫技（也就是对模仿前辈大师比培育包括丰厚而独特的乐队文化在内的所谓传统更感兴趣），中国又一次让我们‘自乱阵脚’。DG（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全称为德国留声机公司）去年十月份开启120周年庆是在北京而不是柏林，主角是全新签约的上海交响乐团” 。

安德鲁·梅洛写道，即便不是经济学家，也不难发现DG与上交的签约关乎中国市场的规模。“中国目前是全球录音产业的十大市场之一，而且是经过授权的录音。 ”DG总裁克莱门斯·特劳特曼在柏林与安德鲁·梅洛通话时说道，“年轻人的兴趣加之移动技术的普及都意味着有增长空间。 ”这是实打实的增长，据悉中国马上会从十大市场跃升到五大市场之一，也许是前三大。那凭借为西方乐团灌录唱片、品牌被国人奉若至宝， DG就可轻取这个市场了吗？DG的策略显然兼顾了战术和艺术。特劳特曼解释了签约一支亚洲顶尖交响乐团的文化寓意，回顾了数年前在琉森音乐节听到的“具有难以置信高水准”的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除此之外，总有乐团以外的弦外之音：“卡拉扬和伯恩斯坦不仅仅是音乐总监，他们也是文化企业家。 ”特劳特曼提到DG上个世纪的这两位当家红人：“在与上海交响乐团及其音乐总监余隆的合作中，我们找到了近似的特质。余隆是一位不管是给中国本土还是国际社会都带来巨大文化变革的指挥家。 ”

安德鲁·梅洛在采访中写道，余隆的影响力渗透到中国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完美契合特劳特曼言及的“文化企业家” ，以及“中国卡拉扬”的称呼。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始人，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的总监，“余隆太容易让人想起老一辈国民指挥” 。这位留学欧洲的中国音乐家素以改变中国音乐版图闻名。“大部分人都有所保留，但余隆想什么说什么，人们听得进去。 ”安德鲁·梅洛问著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余隆为何卓有成效，马友友回答道：“他很清楚中国音乐需要什么，他便给到什么。这是他的工作方式。 ”

“在中国南部，环境相对宽松的珠江三角洲国际港口都会广州，人们可以看到余隆对中国日渐成熟的乐团建设的另一番影响。16年前，余隆出任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如今乐团在他的带领下成为中国乐团的佼佼者。目前，广州交响乐团的青少年交响乐团正在为本地区迅猛发展的其他青年乐团培养200名指挥，培训科目都不是在音乐学院学得到的：排练规划、出版和版权、声部配置。言下之意就是广东省至少有着200支青年乐团，而广东省人口只占中国内地总人口的8%。 ”安德鲁·梅洛写道。

“如果过去二十载试图在证明些什么，那就是在中国。大量的人才会确保这一挖掘硕果累累。遥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早期，伴随着欧洲伟大音乐杰作的是思想开明的民族主义，以及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历史未尝不可重复。也许在从今往后的一个世纪内，世界的舞台上将不仅能一直看到中国培养的音乐家，还能一直听到中国的音乐作品。 ”安德鲁·梅洛这样描述他眼中中国音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