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一位另类作曲家，他生活在浪漫主义时期，创作实践的却是古典主义的原则和价值取向，这使当时的人和后人对他和他的作品充满了各种疑惑和争议。

1833年5月7日，勃拉姆斯诞生于这个充满矛盾和生机的世界；1887年4月3日，音乐史上的这位伟人又匆匆离开了这令他热爱又感到忧伤的世界。在西方音乐史上，勃拉姆斯是一位特殊人物，他是19世纪之子，但纵览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长河，他与李斯特、瓦格纳等典型的浪漫主义大师走的却是泾渭分明的两条道路，被评价为“德奥古典主义的最后丰碑”。其音乐个性风格与艺术趣味独树一帜，和当时欧洲推崇的“综合艺术”新潮流正好相反。他一生都致力于“纯音乐”风格的创作，追随巴赫以来或更早的古典音乐传统，创作各种古典体裁的作品，但却没有创作过一部歌剧。勃拉姆斯在出色地处理了浪漫主义的抒情性和古典主义曲式的矛盾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串串迷惑，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童年的不幸使他走上了孤僻主义的创作道路

勃拉姆斯出生在汉堡的贫民区，家庭非常贫困，他个子小、纤弱，受到四邻粗野家伙不少的欺负。与其熟识的弗洛恩斯・迈探访过他的出生地，并留下对这里穷苦生活的记录：“……这间房子坐落在狭小阴暗的庭院中，……一进去就难掩一阵令人凛然打战和沮丧的情绪。楼梯口面对一处狭窄的空间，半是厨房，半是客厅，锅灶和孩子的床铺挤在一起；进去第二道门则通往起居室，是有窗的卧室，但实在小得不像个房间，角落或橱柜里都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通过以上描述，勃拉姆斯童年的穷苦生活可见一斑。

另一个令勃拉姆斯的心灵留下重重阴影的，是其父母之间日益紧张的婚姻关系。勃拉姆斯的父亲是一位乐手，会演奏长笛、圆号和各种弦乐器。母亲受过教育，也颇通文墨，从事裁缝和女佣工作，因腿部略带残疾、长相平庸，四十岁仍待字闺中。1830年，勃拉姆斯的父亲与她成了邻居，半个月后二人闪婚。这是一桩奇特的婚姻，此时勃拉姆斯母亲41岁，而他父亲才24岁，二人年龄悬殊，为日后的家庭悲剧埋下了祸根。随着三个孩子的先后出生，家庭越来越贫困，夫妻经常为钱而吵架。勃拉姆斯的母亲为了养家糊口，除了做裁缝，同时还开一个小店铺补贴家用。到1864年，其父母关系的恶化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在当时的年代，离婚是丑闻，父母的离异悲剧使他的心灵深受创伤。

勃拉姆斯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初的二十年，而这段时间恰恰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勃拉姆斯成年后带有自卑、优柔寡断的性格特点，童年艰难的生活现状，使他逐渐形成了面向自我的内向性格。

对于艺术家来说，自卑和敏感也许并不意味着不幸。勃拉姆斯从少年时代就形成了一种老成内敛、坚韧不拔、自立自强的风格和精神。为了维持生计，勃拉姆斯在13岁时就已经开始为生活而奔波忙碌在各个娱乐场所。在那里，酒醉的混乱场面，成群的妓女，自己应客人需求弹奏的“粗俗音乐”，皆使勃拉姆斯感到厌恶、窒息。他回忆道：“我还是很好地挺过来了。是的，我无论如何都不想忘记这段寒酸的时期。”勃拉姆斯在这一段特殊而难忘的时期，创作了150多首沙龙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多种舞曲、进行曲和管弦乐曲改编曲等，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之后，勃拉姆斯作为一位与他的时代分庭抗礼的艺术家，在许多决定性的问题上，采取了那些引人注目的态度。在那个年代，瓦格纳和李斯特正在力图扩大音乐领域，采用许多新的艺术形式、新的表现手法进行实验，勃拉姆斯却对那些已经作古的古典大师顶礼膜拜，执著地探讨那些旧的曲式。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个作曲家像他那样熟练地掌握并发展了奏鸣曲式、变奏曲式、赋格、卡农、帕萨卡里亚等。不难看出勃拉姆斯在这段逆境中培养起来的忍辱负重、自尊自强的心理特质，更能看到他发现自己所处地位的卑微而希望加以改变的对自卑的超越。

爱情在创作中投射出光芒

1853年，勃拉姆斯经好友约阿希姆的引荐，拜作曲家舒曼为师，也因而结识了舒曼那风姿绰约、才华横溢的妻子克拉拉，勃拉姆斯对克拉拉一见钟情。克拉拉比他大14岁，而勃拉姆斯的母亲比父亲大17岁，这就是勃拉姆斯对克拉拉的感情产生希望的原因之一，但父母婚姻的不幸又使他只能把对她的爱意深埋心底，利用自己钟爱的徒步旅行方式来缓解对克拉拉的思念。1856年，舒曼在精神病院去世，舒曼辞世前与克拉拉的最后一次会面给生性内向的勃拉姆斯留下了无法摆脱的印象，他越来越感到他对克拉拉的爱情是道义所不容许的。勃拉姆斯出人意料地从这段复杂的情感中解脱出来，找到了控制自己激情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音乐中找到精神寄托。

在他此阶段的作品创作中，也体现出其间所经历的挣扎与纠结。创作多为结构紧凑的钢琴与室内乐作品，作品中就有他的这种心理投射，多流露出悲怆的情绪。如1856年创作的叙事曲（op.10No.1-4），这套作品既没有肖邦叙事曲那种华丽的光芒，又没有李斯特的叙事曲那样庞大辉煌，反而带有一种忧郁苦闷的情绪。其中一首乐曲勃拉姆斯选择了悲剧气息浓重的苏格兰叙事诗《爱德华》。勃拉姆斯没有将此叙事曲写成标题音乐，仍然选用“纯音乐”，旨在表达诗作中强烈的悲剧精神。自离开克拉拉后，勃拉姆斯曾经资助克拉拉全国巡回演奏舒曼的所有作品，也曾无数次给克拉拉写情书，却始终没有寄出去；他一直和克拉拉保持联系，时刻关心着对方的生活，却又不去相见。1875年，他完成献给克拉拉的《C小调钢琴四重奏》，前后用了二十年。他一生所创作的每一份乐谱手稿，都寄给克拉拉，勃拉姆斯在此寻找到了倾吐情感的私密空间，通过作品向世人诉说着年轻生命的印记与生活体验。

心理学家认为勃拉姆斯具备恋母情结，并且贯穿他的整个人生。由于童年所处的家庭环境，他与母亲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遇到克拉拉后，勃拉姆斯内心的恋母情结在克拉拉那里寻找到了精神归宿。他与克拉拉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稳固地维系了几十年，直到克拉拉去世。当然，这种恋母情结不仅使勃拉姆斯寻找到了精神支柱，而且激发和促进了他的音乐创作，他的许多优秀音乐作品是在克拉拉的鼓励和帮助下完成的，在他的许多经典音乐作品中克拉拉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勃拉姆斯一生未婚，但也经历过几段真心付出的爱情，其中与哥廷根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女歌唱家阿嘉特・冯・西博尔特的恋情已经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两人有过一段快乐的交往时光，据说还在一个秘密仪式中交换了婚戒，但不久勃拉姆斯在写给阿嘉特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我渴望把你拥抱，但结婚是不可能的。”阿嘉特无奈另嫁他人。数年之后，勃拉姆斯把一首G大调六重奏献给阿嘉特，曲中第二主题用阿嘉特（Agathe）名字作为基本动机“a-g-a-h-e”，传达了他对阿嘉特并未忘怀的感情。当阿嘉特生下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勃拉姆斯从一本画报中挑选了一首童谣编成歌曲送个她和她的孩子，即勃拉姆斯非常著名的《摇篮曲》。因此，作品既是作曲家对外部世界的描摹，又是作曲家内在心理世界向外的折射，作品的创作往往与作曲家的思想情感及心理特征与有着紧密关联。

孤寂的创作旅途实现艺术的超越

勃拉姆斯是19世纪音乐创作上的孤独旅行者，身处浪漫主义思潮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勃拉姆斯自然是“反潮流”者。勃拉姆斯是个健康的“守旧者”，他喜欢独自长时间散步，会聚精会神地读书。勃拉姆斯作曲风格形成的初期阶段，正是在将个人的艺术见解与对古典主义传统遗产高度结合中度过的。追求艺术上的独具一格与高度尊重古典主义音乐传统遗产的统一成了勃拉姆斯重要的创作原则。

追求理想和爱情而不能实现，使他走向悲观、动摇和退隐。因此，他用作品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安放生命的精神家园，面对当时生机勃发的浪漫主义和浮华巧幻的现实主义，他深情地缅怀过去，独自歌唱往昔。在两种历史潮流的猛烈碰撞中，其内心长期进行着汹涌澎湃的斗争。他对伟大的德奥古典音乐艺术的景仰，往昔荣光不在的悲叹，化成一种黯然神伤的落寂，其作品中热情的节制和狂放的收敛融合成一种复杂的音乐特质。

有一件重要的事件是1853年9月，勃拉姆斯拜访了舒曼，演奏了自己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舒曼立即被他热情洋溢的作品所吸引，不久，封笔十年的舒曼在《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新的道路》的文章，肯定了勃拉姆斯的创作方向，预言了勃拉姆斯光辉的未来。舒曼的这篇文章使勃拉姆斯走到了聚光灯下，成为音乐界关注的对象，也把勃拉姆斯推到了派系争论的中心。1959年，《新音乐杂志》的主编弗朗茨・布伦德尔建议用“新德意志派”一词代替当时的称呼“未来音乐”，认为“新德意志派”是由李斯特、瓦格纳领导的，代表了整个后贝多芬时代音乐的发展。勃拉姆斯和其他三位作曲家发表了一篇抗议宣言，宣称自己不拥护这个主张。然而，在发动音乐家签名的过程中，《宣言》最终只有四位音乐家签名，勃拉姆斯也因此遭到众人的耻笑。这一事件也给勃拉姆斯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自此之后，热情的他变得缄默。

经历使勃拉姆斯内心更加执守自己孤独的创作理念，选择了一条寂寞的音乐创作道路，把热情和精力转化为对古典及之前的音乐形式的热爱，成为一位捍卫古典传统的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