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拉姆斯同巴赫、贝多芬一样，都写绝对音乐而不写标题音乐。主题与变奏曲这种古老曲式是勃拉姆斯喜爱运用的曲式之一。也许只有一个成为音乐家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和欣赏勃拉姆斯最伟大的作品——那四部大交响曲和室内乐。但百多年来，似乎任何人都会喜欢那首温柔的摇篮曲，和那些轻松活泼的德国圆舞曲，以及那些激动人心的匈牙利舞曲。

浪漫派音乐大师舒曼一直极为欣赏这位成为德国古典派大师之最后一人的勃拉姆斯，这似乎有些奇怪。但如果仔细研究过众多后人对勃拉姆斯的不同评价后，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后人不仅对勃拉姆斯的艺术褒贬不一，而且对这位音乐家究竟应该归属于哪一个乐派，也颇有争议。就勃拉姆斯的生活年代而言，显然是浪漫主义音乐处于全盛的时期，况且他与舒曼、李斯特等浪漫派音乐家交往甚密，这就使他的音乐风格难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很多文献将他列为浪漫派音乐大师的原因。更有人把勃拉姆斯的作品比作“掺杂着浪漫主义新酒的古典主义陈酒”，也是较为恰当的。

痛苦的爱情 

勃拉姆斯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对舒曼的夫人克拉拉发生了远远超过了友谊的感情。1855年，当他开始写作《c 小调钢琴四重奏》（作品60号）时，舒曼已经进了恩德尼希疯人院。在照顾克拉拉的日子里，勃拉姆斯和她的关系更为密切了。但这也越来越使他感到这种爱情是不正当的，因为他对舒曼象对父兄一样尊敬。 

1853年舒曼在《音乐新报》发表《新的道路》一文，热情推崇勃拉姆斯，尽力提携这个德国音乐界的后起之秀。因此，勃拉姆斯对舒曼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从道义上说，他对克拉拉的爱是不可容许的，何况克拉拉比勃拉姆斯大了十四岁，而且这种爱也不可能填补克拉拉失去舒曼的精神缺憾。感情和理智的冲突日益尖锐，使勃拉姆斯在精神上感到莫大的痛苦。1858年，他另外爱上了女中音歌手冯·西博尔德，但这次恋爱也没有成功，他不得不再一次陷入痛苦的世界。 

他的《c 小调钢琴四重奏》从1855年开始构思，屡经修改，直到1875年才最后完成，中间经过了整整二十年。 1868年，当勃拉姆斯把第一乐章拿给他的传记作者戴特尔斯（1833-1907）看时，他曾说：“请想象一个人将要开枪自杀，对于他，已没有别的出路。”六年以后的1874年10月，当他把四重奏的全稿送给维也纳外科教授、他的朋友比尔洛特时，他写道：“我把这四重奏纯粹做为一件古董送给你——它是穿蓝色燕尾服和黄色背心的人生活的最后一章的一幅插图。”这句话引用了歌德在他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末尾对死去的维特的描写，其含意不言自明。1875年8月，勃拉姆斯把这件作品交给出版商西姆洛克出版时， 又在信中说：“你在封面上必须画上一幅图画：一个用手枪对准的头。这样你就可以形成一个音乐的观念。为了这个目的，我将送给你一张我的照片，蓝外套、黑短裤和马靴是最合适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彩色印刷。”勃拉姆斯的这些话，证明这个作品反映了青年勃拉姆斯的“少年维特”式的生活和对克拉拉·舒曼的痛苦爱情。 

勃拉姆斯同克拉拉·舒曼的友谊是终生的，而且当克拉拉·舒曼在1896年去世以后，勃拉姆斯也只再活了一年。　

一往情深摇篮曲

1864年，勃拉姆斯在汉堡遇见了一个维也纳的青年女歌手，名叫贝尔塔。奥地利姑娘特有的温柔妩媚和天真烂漫，比起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北方姑娘来，自有一种神秘的媚力。贝尔塔让他一见钟情了。从她身上，勃拉姆斯感到他注定要终老于此的奥地利土地是那么可爱。他写信给他的朋友约阿西姆（1831—1907）说：维也纳毕竟是音乐家的圣城，通过贝尔塔，使他感到这个音乐之都对他有着双重的吸引力。他曾跪倒在格累台纳夫人面前，求她发出邀请，让他和这个姑娘会面。他和贝尔塔的爱是两厢情愿的，但在谈婚论嫁的时候终于遭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

贝尔塔嫁给了法柏先生。当他们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勃拉姆斯送给她一首“随时随地可以用来取乐”的《摇篮曲》（作品49之4）。“晚上好，夜里好，玫瑰花、丁香花都已闭上眼，你也快睡觉”的曲调，是一首用古老的奥地利方言吟唱的伦德勒舞曲的自由对位。在汉堡时，贝尔塔经常对勃拉姆斯唱这首舞曲：

你也许在思量，你也许在梦想，
爱情总是不能和权力相拮抗？
要送给旧日的情人一首包含纪念和祝贺双重意义的歌曲，确实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