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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中，演奏者和作曲家之间，存在着最微妙的关系。作品必须透过演奏者才能成为音乐，但是演奏者和作曲家对于音乐的理解、诠释，不可能完全一样，不只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还常常活在很不一样的社会、很不一样的时代。
每一件作品的演奏，因而基本上都是演奏者与作曲家跨越时空、跨越巨大文化差异进行的合作。作品上标写的音符与记号，逼迫他们紧密呼应，但是时空与文化的距离，又必然横生许多误解。更困难的事实是，现代职业演奏发展出一项价值标准，从“好演奏家”要跳上“杰出演奏家”，甚至“伟大演奏家”的等级，必须扩大演出的曲目。
不是说只要能演奏很多曲子就算数的，是要称职演出各种不同时代、不同个性作曲家的各类精彩作品。钢琴的“旧约圣经”是巴赫平均律，“新约”则是贝多芬三十二首奏鸣曲；小提琴的“旧约”是巴赫无伴奏组曲，“新约”则是帕格尼尼的二十四首奇想曲。
换句话说，任何人想当演奏家，至少都要能学好这些重量级作品。可是，巴赫和贝多芬、帕格尼尼的音乐性格，有着多大的差异！更别说除了这三人之外，还有多少与他们又都完全不同的优秀作曲家作品了。演奏家有自己的风格与长处，也就必须努力调适，与作曲家的风格、感情模式相配合。他不能像我们唱歌自娱时，只唱自己喜欢的。他要一直扩充自己，把原来不相容的音乐表现成分一点一点装进来。
即便是杰出甚至伟大的演奏家，经常也有其诠释表现上的盲点。像是海顿大提琴协奏曲，就有一个恐怖的“伟大”录音版本。那是传奇大提琴家杜普蕾，在 1967 年替 EMI 录下的版本。
那个版本当年极为轰动。22 岁的杜普蕾正在她演奏生涯的高峰。英国的 EMI 是古典音乐最早也是最强的唱片品牌，然而英国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却长年僻处边缘地位。
这一次，好不容易出了一位拥有高超技巧，又有惊人舞台魅力的大提琴演奏家，当然让 EMI 大感兴奋，铆足全劲为她造势行销。1967 年，杜普蕾宣布与当时古典音乐界，另外一位超级新星，出身阿根廷犹太家庭，能演奏钢琴又能指挥的巴伦博伊姆相恋结婚。金童玉女的匹配，更是大幅提升了杜普蕾的知名度。
金童玉女成婚后，就进了伦敦录音室，由巴伦博伊姆指挥英国室内乐团，和杜普蕾合作两首海顿协奏曲。新婚的杜普蕾拉出了情绪巨量起伏、乐句激动的音乐，完全释放了她内在的浪漫本质。问题是，海顿采取的古典主义形式与语汇，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情绪，也无法提供让杜普蕾合理化其诠释的空间。
一种浪漫带有强烈悲郁性格的音乐，被关在不够大的框架里，结果海顿原来要的均衡节奏被破坏掉了，杜普蕾制造的情绪也无法整体延续，只能断断续续呈现，成了两伤的不幸局面。然而，杜普蕾无法处理海顿音乐的澎湃情绪，却使得她能够将一首 20 世纪的现代乐曲，抬高到经典地位，成为必听不可的大提琴乐曲。这首和杜普蕾密切相关的作品，就是埃尔加的《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这首曲子是埃尔加献给去世的妻子的，也是作曲家毕一生之力创作的最后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可以说是爱尔加献给妻子的安魂曲和自己的“天鹅之歌”。1959 年，才 14 岁的杜普蕾第一次公开演奏，选择的曲目就是埃尔加协奏曲。之后她每年都要演奏好几次这首成名作。渐渐地，她对于这首乐曲的诠释，发扬了埃尔加音乐的特殊魅力。
别的大提琴家，如托特里耶、纳瓦拉也拉过埃尔加协奏曲，不过他们都注意到，埃尔加在现代作曲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对古典形式的重视，因而他们都会试图保留曲中的古典平衡。
但是杜普蕾不管这些，她用她招牌的激动琴音，招牌的甩动马尾的表情，持续将埃尔加作品的情绪推向极端。
在她这样肆无忌惮的冲击下，我们意外地发现，原来埃尔加的作品对激情，尤其是沉郁的悲剧感，留有那么宽广的空间。
杜普蕾在 1971 年宣布退休。那年她才 26 岁。退休的理由——她罹患了无法医治的多发性硬化症，她的肌肉能力快速退化，使她不能再演奏了。
而这样惊人的悲剧性命运，更增添了她在埃尔加协奏曲中表现的感情说服力。这首曲子，因杜普蕾而不朽。杜普蕾也靠这首曲子，将她的生命情调，永远流传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