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盛夏时节，一位小提琴家感到上臂疼痛。她去看了医生，医生让她休息至少六周。她的经纪人向各大音乐机构传达了这一诊断，引起了大面积恐慌。横跨美国各大音乐厅的新音乐季节目册都得重印，还要一一知会赞助人。乐团经理发疯似的翻动手机屏试图从联系人名单中找个合适替补，筹款人则不停给关键捐款人打电话让他们放心。
旨在为音乐季的门面添光加彩的明星机制，早已一败涂地。在明星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只有三位小提琴家成功地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如今一个也没有了。音乐会的蛋糕上几乎所有的樱桃都消失了。在焦虑和衰落的年代，观众老龄化，艺术家提前三年订演出计划，古典音乐行业完全依赖于一小撮被证明有票房实力的艺术家。不管去哪里，总是那几张熟面孔。德国的古典回声大奖自2002年以来只选出过六位歌剧红伶，好像只靠这六个人就能撑起全球一百多个大城市的歌剧演出似的。难道剩下那些就都是不会唱歌的无名小卒？
中国是古典音乐增长最快的市场，被两位青年巨星瓜分——郎朗走国际路线，李云迪是国内青年偶像。郎朗能提供更多产品，但李云迪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量秒杀他。其他钢琴家的名字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号召力。
伟大的小提琴家曾经山头林立，如今已经减到哈恩、贝尔、穆特等寥寥几人，有些小提琴家在本土发展不错，比如法国的雷诺·卡普松，英国的奈杰尔·肯尼迪，德国的弗朗克-彼得·齐默尔曼。但若论国际舞台上最响亮的名字，还是前面三位。半个世纪前，海菲茨是世界公认的小提琴上帝，他要求的出场费只比排在后面的十几位顶尖同行高出百分之十，当时的领头羊都多么具有平等主义精神啊！如果海菲茨生病，米尔斯坦、梅纽因、奥伊斯特拉赫、斯特恩、西盖蒂、亨德尔、柯岗、吉特利斯、艾尔曼、苏克、格鲁米欧、弗兰切斯卡蒂、阿卡多等等都能救场。而今天，多样性哪儿去了？
小提琴家克莱默是第一位发出警告的。在2011年夏天，他公开退出了群星闪耀的维尔比耶音乐节。“我根本不想呼吸那种空气，弥漫着哗众取宠的气息和扭曲的价值观。”他写道，“让我们承认事实：我们对乐坛的毒气扩散都有责任，如今‘明星’比创造力重要，号召力比天才重要，数字比乐音重要。”他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有些艺术家明显成了这种现代音乐产业的受害者……如果有才华的音乐家打算用才能去换‘明星’墙的‘认可’，我会质疑他们的人品。”
至于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这种地表贫瘠的，我这篇小文章无法详述，但最后阶段肯定可以用气候学家的术语“完美风暴”来形容。录音业在一百年里慢慢培养了一大批古典艺术家，自己却在千年之交经历了无法逆转的崩溃。录音业的终结又碰上了互联网的兴起、电视真人秀的剧毒威胁，安迪·沃霍尔的“十五分钟名人”迅速缩短到了十五秒。在新媒体环境里，任何人可以一夜成名，那些在录音让位于下载之前已经积累了声誉的艺术家尚能延续荣光，但年轻一代却发现成名的大门已锁，守门的巨龙是媒体杂碎。
三百年来的音乐会行当，没有什么时候比今天的年轻艺术家更难成功了。明星制度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促发了种种次级产业的国际音乐大赛，于是音乐教授们暗自盘算着如何力推自己的学生，琴童们像罗马市场里的奴隶一样被推到漠不关心的观众面前展示才艺。极罕见的情况下，会有真正的才子冲破壁垒，比如上一届柴科夫斯基钢琴大赛的获奖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Daniil Trifonov）。但如今，赢得大赛也未必能够保证前途顺畅。随着大众注意力越来越分散，大部分纸媒的不断衰落，一个艺术新人如何才能吸引社会的目光？有人靠YouTube成名，比如钢琴家瓦伦蒂娜·利希萨（Valentina Lisitsa）；有人尝试电视快闪族。大部分人还是囿于传统，从一个音乐厅飞到下一个音乐厅，对着稀稀拉拉的观众席演奏，祈祷能继续得到演出邀请。明星体制扼杀了古典音乐的未来。
不过灾难往往是创新的引擎。如今明星稀缺，乐团和音乐节不得不绞尽脑汁应对危机。纽约爱乐本季的驻场艺术家是一个三十好几、毫无名气的小提琴家，丽萨·巴季阿什维利（Lisa Batiashvili）出生于格鲁吉亚，技艺精湛，政治上也敢发言。她会成为克莱默那样的艺术家，绝不参与名利游戏。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爱乐雇用了一位视频艺术家在音乐会时“描绘”迪士尼音乐厅，通过环境变幻来提升艺术体验。在布达佩斯，一位指挥家用半个小时齐唱开始排练。我们没时间坐下来哀悼明星制度之死了，它的死早已被预言，而且拖得太久了。现在机会到来，该换上崭新的音乐车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