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桑先生在大提琴里养了一只天鹅，它游在紫罗兰光辉的湖水中，它在垂死之前啜饮了满盈于天地之间的光和灵气，唱出了最凄美的天鹅之歌。《受戒》的作者，小说家汪曾祺老先生在临终前吩咐家人，在他死后举行的葬礼上放圣-桑的《天鹅》作为最后的告别。西人的大提琴《天鹅》成为中国最敦厚的作家留在人间的“天鹅之歌”，这大概是活在十九世纪的圣-桑先生未曾预料吧。
天鹅因其羽白，颈颀，背盈，藏身于幽秘、有白荷与秋荻诞生的天鹅湖里而成为诗人们歌咏的对象。中国就有一首著名的咏鹅诗，它因诗人年仅六岁写成而使作诗成为一个光辉的神话。天鹅也是西方诗人喜欢吟咏的动物，远的不说，在近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里有两位因写天鹅而闻名：法国诗人普吕多姆和爱尔兰诗人叶芝，现录他们的两首诗如下：
它高举美丽的长颈，超出芦苇，
时而浸入湖水，或在水面低回，
又弯成曲线，像浮雕花纹般优雅，
把黑的喙藏在皎洁的颈下。
……
于是天鹅在黑暗的湖中入睡，
湖水映着乳白青紫的夜的光辉；
像万点钻石当中的一个银盏，
它头藏翼下，睡在两重天空之间。
——普吕多姆《天鹅》
突然一下猛击：那巨翼依然拍动
在蹒跚的少女头颈，黝黑的蹼掌
抚摸她大腿，硬喙衔着她的背颈，
他把她无助的胸紧贴在自己的胸上。
那些惊恐不定的柔指如何能推开
她渐渐松弛的大腿上荣幸的羽绒？
那被置于雪白的灯芯草丛的弱体
又怎能不感觉那陌生心房的悸动？
——叶芝《丽达与天鹅》
从普吕多姆的诗歌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只高傲、保持着纯洁的兽性的天鹅，它的一声鸣叫使一座肮脏的城市退避一旁。而天鹅到了叶芝那里已是肉欲、强悍的上帝的化身，叶芝以丽达受天鹅强暴的神话预示旧的文明行将结束，新的文明即将开始，而变化的根源即在于性爱和战争。叶芝的《丽达与天鹅》写于1928年，普吕多姆（1839—1907）生活在与圣-桑（1835—1921）几乎同时代的世纪里，而又同是法国人。他们在时间和作品上的巧合，能否说明一点：天鹅对于优雅浪漫的法国人来说不啻是一种象征？
加米尔·圣-桑，Camille Saint-Saens，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纯古典的音乐。从他的“履历表”来看，简直就是神童莫扎特的传奇生涯：2岁半开始学钢琴，5岁能作曲，10岁便在巴黎举办个人钢琴音乐会，到26岁时他已经成为创作从弥撒到室内乐的各类风格音乐的作曲家了。柏辽兹见到他时说：“他什么都知道，除了经验不足。”他还致力于音乐以外的多门艺术的研究与创造：戏剧、古典绘画、建筑、诗歌，他的一篇论述海市蜃楼现象的科学论文发表在法国天文学会的杂志上。圣-桑在艺术上的“多面手”对于十八世纪的作曲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莫扎特除了作曲外，还会什么？但是加米尔·圣-桑终究成不了“莫扎特第二”。罗曼·罗兰评价他的音乐：“以其宁静、安谧的和声、丝绒般的转调、水晶般的清澈、流畅舒展的风格和难以言喻的幽雅打动着我们的心。”人们善意地说他的音乐像门德尔松，但那前面得加上“法兰西的”。他太像个法国人了。
人们说起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哲学、文学和绘画时一点也不含糊：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帕斯卡尔、狄德罗、蒙田、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普鲁斯特、马奈、莫奈、米勒、塞尚……也许法国人在“看”和“听”上太发达了，以至失去了“听”这一方面的优势。音乐几乎成为德国人表情达意的私化和专利工具了。有人为法国人的音乐鸣不平，他们拉出柏辽兹、拉威尔、拉摩、福莱造声势，这些名字和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相提，简直是人神之比。法国人即使冒出几位天才型的作曲家，也只把作曲当作消遣，并不是把它视为表达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若再不是，他们就想方设法将音乐“牵”进文学领域，使之成为一种文学观或文学流派的外包装。法国音乐给人的印象是：文学+音乐。
圣-桑的年代正是标题音乐大行其道的年代。李斯特是交响诗的始作俑者，他在1860年创作的《两首浮士德插曲》被认为是第一首“夜间进行”的交响诗,音乐在文学思想的名义下进入了与传统德意志乐派相佐的“新德意志乐派”。李斯特将柏辽兹、瓦格纳、斯美塔纳、冯·彪罗、安东·鲁宾斯坦收于其麾下。“一个伟大的思想，即通过与诗歌的更密切的联系而改变音乐的思想，这一发展更为自由，而且说是更符合时代精神”（《简明牛津音乐史》）推动音乐向文学的可描述性发展。圣-桑把文学的描绘性渗透到音乐用他自己的话这样说：“音乐应该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具魅力；但在我们进行想象，并使其在某种特殊渠道中流动的情况下，它的效果会更好得多。因此，想象音乐吧。在这时候，我们心灵的所有功能都被带动起来参与同一目的的实现。艺术从中获取的并不是更多的美，而是更宽阔的施展空间，即更多样化的体裁和更大的自由度。”这位圣-桑先生就要跳天鹅之舞了，戴着文学的镣铐，在音乐的节拍下作天鹅之高蹈。他将其所有的弦乐作品赋予标题：交响诗《死神之舞》、《法厄同的纺车》、《动物狂欢节》（《天鹅》即出其下）、舞曲《哈瓦奈》。
写出《天鹅》如此优美的作曲家，竟以骷髅为音乐主题（《死神之舞》）从我们看来多少有点惊愕，在圣-桑的年代却是艺术家颇为乐于吸收的主题，他们用带有恐怖与怪诞色彩这一近乎病态的偏见对抗十八世纪的理性与启蒙。《死神之舞》成为圣-桑名声远播欧洲的成名之作，而《动物狂欢节》再一次说明了音乐的可描述性和模仿性。
十三种动物即是用两架钢琴和大乐队模拟出来的“逼真”之像：狮子——咆哮的钢琴，母鸡——琐碎的小提琴，象——粗笨的低音提琴，杜鹃——幽静的单簧管……圣-桑将其一往情深的大提琴献给了天鹅。其它的十二种动物没有广泛流传，唯有这首《天鹅》以其纯洁、傲慢和高远，畅游在古典音乐之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