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题为《歌剧超级大国》的文章，2月刊发在英国《经济学人》的官方博客上，讲到获得多明戈声乐比赛的中国男中音李鳌，继而分析中国、韩国和东欧在声乐人才出口方面日趋强大。文章引述，在2013年全球闻名的BBC歌唱比赛中，每20位选手中就有“1个来自中国，2个来自韩国，7个来自东欧”。
这也延续了近几年来西方主流国家对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一贯判断。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音乐家在西方音乐厅、音乐学校和歌剧院里站稳了脚跟，同时更多的西方乐团来到中国表演， “我确信古典音乐的未来取决于中国今后20年的发展。他们代表着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规模如此巨大的新听众群和古典音乐从业团体。20到40年后，上海和北京很可能会成为世界音乐艺术的中心。”曼哈顿音乐学校的校长罗伯特如此预期。
的确，欧美主流歌剧院的驻院歌唱家中，几乎都能找到中国歌唱家的身影。比如夏侯金旭是欧洲最富盛名的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签约男高音，许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签约女高音。如果扩展到器乐，似乎除了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这三支超一流团体外，中国的歌唱家和器乐演奏家已经进驻到所有还在招人的艺术院团中。在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和旧金山交响乐团，华裔演奏家几乎占据了整个弦乐声部的三分之一。
就像其他产业经营一样，古典音乐搭上了高速发展的顺风车，追随近两位数GDP增长速度，不论软件硬件都从无到有且迅速更新换代。然而如果剖开产业的外表，挖出核心竞争力，也许在富丽堂皇的殿宇之内，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未来并没有预想的那么美。
更多的剧院和听众愿为国外的古典音乐买单
长久以来，西方对古典音乐在中国发展的认识基于一本叫做《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如何植根中国》的书。作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音乐教授蔡金东以及他的太太、学者谢拉·梅尔文。这本书从明朝时巴洛克音乐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起娓娓道来，亮点在于特殊时期西方音乐在样板戏中的嫁接，一直讲到21世纪初期上海的文化产业发展。
2004年此书付梓时，上海大剧院建成刚满5年，上海音乐厅在一年前平移到位修缮完毕，另一处地标性演出场所东方艺术中心年底开幕接客。彼时上海让人激动不已的音乐界悸动，对于任何人都是惊喜不断。这些都在此书的章节中呈现，并随着书的出版进入西方视野。
2007年末，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是为分水岭。类似于资本主义初期的海量投入，加上国字号的招牌，以及每年1.3亿人民币的预算，一起开拓出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初始阶段。更多的外国乐团和音乐家更频繁地前来中国巡演，他们携带的随团记者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国全球规模最大的琴童人口，全球规模最大的乐器行业和全球规模最大的院线联盟，纷纷发回马可·波罗初进长安城般兴高采烈的报道。
这些报道无不带有“未来论”的影子，从不同角度予以挖掘。最近则有加拿大《环球邮报》于去年10月15日刊发的文章《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另类未来》，是记者跟随加拿大表演艺术中心乐团到达重庆涪陵演出后所写的特稿，其中抒发了对这座小山城都拥有雄伟大剧院的感慨。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也在率领一支西班牙的乐团到访广州大剧院后，对媒体表示“这个国家兴建的如此多优秀音乐厅和剧院是文化大爆炸的标志”。
国家大剧院建成后，全国各地营造剧院蔚然成风。文化部财务司在2013年12月3日发表的调查研究《我国新建剧场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显示，“1998年以来，全国新建、改扩建剧场266个”。 相较于饱和的成熟市场，出现更多的包括涪陵在内，如呼和浩特、哈尔滨、银川、西安、深圳、合肥、鄂尔多斯、温州等二三线城市，“中国有了更多的剧院和听众，更愿意为国外的古典音乐演出买单”。
仅以2014年3月份为例，竞相到访中国的世界级乐团包括香港管弦乐团、莱比锡格万德豪斯(布商大厦)管弦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紧接着还有费城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维也纳交响乐团、悉尼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在排队等候中。这些无一不是千万身家百万演出费的一线乐团，反映出进口演出行业的勃勃生机，其实背后也折射出国内同行乐团的实力贫瘠。它们火爆的背后，未必证明了古典乐在中国已真实立足。
核心竞争力的软肋
音乐人才的大宗输出和他们的备受国际认可其实抛出一个敏感的悖论：中国的音乐人才都在哪里?这关乎古典音乐未来的核心价值。
人才才是核心竞争力。中国培养出了众多音乐人才，却流失了更多的音乐人才。在类似于选拔制度的专业音乐教育界，音乐学院都配备有附属的中学和小学，在乐界内部流行一句话：“一流的人才在附小，二流的人才在附中，剩下的都去了学院。”道出了音乐人才从附小到附中的严重流失，大量天赋异禀的苗子选择赴欧美深造。
青年才俊流失的另一方面是音乐学院流失了一些难得的良师。2005年起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的华人钢琴家陈宏宽于2009年离职，转赴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任教。就在2月底，他与英国钢琴家史蒂芬·哈夫一同被引进为朱利亚音乐学校的钢琴师资队伍。
这些身处国外的人才大多数都与中国音乐界割裂。这点在指挥界尤为明显。如果把交响乐团比作古典音乐软实力的综合体现，指挥则是乐团的灵魂，指挥的好坏决定了乐团的水平。而中国至今没有一支能在国际上享有知名度的乐团，甚至没有在亚洲靠演奏实力能挤进前五的乐团。指挥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可中国并非没有跻身国际水准的指挥。有一小批国人或华人指挥家在国外的一流团体担任音乐总监或首席指挥的重要职位，比如杭州出生的水蓝担任哥本哈根爱乐乐团及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女指挥家张弦继承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多·夏依担任米兰朱塞佩·威尔第乐团音乐总监，她也是首位指挥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中国指挥家;印尼出生的华裔指挥家林望杰担任美国强团圣地亚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北京出生的王进长期担任德国伍尔兹堡歌剧院音乐总监。长久以来他们都因各种原因无缘在国内的乐团担任要职。
音乐界食物链顶端人才的稀缺，还包括作曲家的缺位。音乐史其实是作曲家史。如果说指挥家水平是衡量乐团的标准，那么衡量作曲家的国际影响力则参考他们的乐谱出版商。中国籍作曲家中，签约全球发行的知名乐谱商仅有郭文景、叶小钢和秦文琛三人。即使放眼华人，数量也不会超过两位数。
而中国音乐家能在全球发行的主流唱片公司录音、并有规律发片者亦屈指可数，中国音乐家签约欧美知名经纪公司并活跃者仅寥寥四人。虽然每年都会诞生两位数的歌剧和制作，但这些中国作曲家及导演的剧目缺乏走向世界的雄心、策略和水平，仅限在国内少数舞台上自娱自乐。到目前为止，更没有具备全球话语权的乐评人和音乐学家;也不具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乐谱出版商和唱片出版商，在古典音乐食物链的上下两端实力尽失。
产业链的另一端消费市场的未来倒是不容置疑，一片飘红。三千万琴童仅从数字上就秒杀所有其他国家，令西方媒体瞠目结舌。郎朗效应仍将在很长时间里带动琴童人数的稳步增长，郎朗也将成为中国古典音乐的全球代言人。
艺术机构前所未有的来访数量和频度，连同60家中国的管弦乐团遍布在各省的至少266家新建或改建剧院和音乐厅里演出，让中国成为和日本并驾齐驱的古典音乐在亚洲最大的消费体，这足以让西方乐团在中国这个新兴的、不惜工本的市场，找到了自己的过去，也找到了自己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