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贝柳斯的音乐散发着迷人的旋律，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他的音乐甚至被形容为大自然的素描。由于《芬兰颂》的缘故，西贝柳斯也被贴上了一张民族乐派作曲家的标签，确有不少人，会到他的音乐中去寻觅哲思。

诚然，出生在海门林纳这个景色秀丽，离赫尔辛基不过100公里路程的小镇的西贝柳斯，从小对大自然就充满了崇敬和感受力。这种敏感或许与他的身世有关，西贝柳斯从小失去父亲，和姐姐、弟弟一起与母亲相依为命，所以他十分依赖母亲，他曾说过：“我母亲有一副温柔、极其女性化的性格。举止安详，她的自然的态度、平和的本性以及对人世的爱，使每一个接近她、了解她的人都感到心悦诚服。”

他一直是个充满幻想的孩子，西贝柳斯童年时的朋友冯·戈诺夫说过：“他是一个大梦想家……他喜欢在塔伐斯特胡斯的附近做远足旅行，有时穿过沙克斯麦歧的森林。他的幻想使周围的一切获得了生命……面对着灿烂的金色和紫色的云层里渐渐下沉的夕阳，我和他可以静坐几个小时，凝视这无声的奇观，既迷人又美丽的整个神仙世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青年时代，他依然具有这等对大自然的洞见，他的姐夫曾经回忆：“纯洁，活力充沛……偶闻鸟儿啾啾细语，他立即全神倾听：远处传来一位年轻的牧羊姑娘的歌声，这曲调便从此印入他的心坎。他具有极端敏锐的感受力，一切偶发的事件，听觉所接触到的一切声息，视界内的一切事物，都立即转化成为‘西贝柳斯’。” 

虽然，西贝柳斯晚年的那些照片往往会误导我们，似乎，他就是个乐呵呵的有点肥胖的芬兰老大爷，可是，青年西贝柳斯却是迷人的。 

著名评论家傅洛丁记载了对青年西贝柳斯最初的印象：“他的修长身材有着奇异的吸引力，好像他直爽的天性永远是张开双臂欢迎人的……他的浅色头发凌乱地分布在前额上，他的眼睛有着朦胧的表情，但当他不倦的想象力开始工作时，眼光变得透彻敏锐而呈现蓝色的闪光。” 

在课堂上，他仍然那样帅，那样吸引人，西贝柳斯的学生柯蒂雷宁曾经记述过西贝柳斯上课的情形：“教室的门开了，一个瘦长、两眼发光、浓发的人进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师。他向我们问好，坐下，马上又站了起来，燃一支雪茄，朝窗外一望，匆忙地向我们扫视一周，便对女同学们说：‘外面很美，你们愿意去散散步，吸吸新鲜空气，看看市镇的风光吗？’女同学们同意这提议，满怀高兴地离开了教室。‘那是很可惜的（当她们出去后他说），如果年轻小姐们没有了可爱的玫瑰色的双颊。’他脸上现出了有特色的、迷人的、会心的微笑……”

毫无疑问，西贝柳斯是一位崇尚大自然的敏感、天真、率性、乐天的射手座，但是，他并非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的音乐创作中并没有那种一一对应的描摹关系，同时，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的音乐中从来没有直接引用过芬兰或者北欧地区民族民间音乐的素材，在交响诗《库列伏》中，他创造了一种芬兰风格的音乐，但当时他还没有听过芬兰古代的民歌。 

1934年，在面对一位英国访问者瓦尔德·列兹时，针对来访者指出有音乐学家将西贝柳斯的交响曲全部标题式解说的时候，作曲家的一段话很说明问题：“我的交响曲是当做音乐的表现方法而构思和写成的，不是具有文学题材基础的音乐作品。我不是一个文学音乐家。对于我，文字跑开了才开始音乐。一种景物能绘成图画，能用文字写成戏剧。一首交响曲则必须彻头彻尾都是音乐····我的交响曲从下种到结果都纯粹是音乐。” 

1907年11月，马勒来到赫尔辛基客串指挥。就在这段时间，西贝柳斯与马勒有过一段谈话，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是西贝柳斯对马勒说的：“我所欣赏的是交响曲的风格、曲式的严格，以及使所有的动机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的深刻的逻辑性。”很难想象，这是从一个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口中所述，不过，大多引用即到此停笔，各位看官也无从知晓这个能够知道开头而猜不到结尾的故事的结尾。 

以前，我也认为大概交响曲作曲大师马勒会欣然同意，可是，你猜马勒怎么说：“不！交响曲必须像世界一样，它必须是包罗万象的。”从这一点上看，马勒不愧是晚期浪漫主义大师，西贝柳斯，则更像勃拉姆斯。 

另一位西方音乐家勋伯格对于西贝柳斯说得更直白：“二十世纪写交响曲，除了西贝柳斯，就是肖斯塔科维奇，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我喜欢。”让人期待的是，西贝柳斯的全套交响乐近期将在上海大剧院，由传承其衣钵的芬兰拉蒂交响乐团在三个晚上连续演奏。初夏的夜晚，恬淡的空气中散发着自然的气息，或许这正是西贝柳斯本人渴望的境界。 

读了许多书，我似乎，还是同意丹麦音乐学家古那·豪赫说的一段话，很贴切地描绘了西贝柳斯：当音乐史上最后一群巨人们的投影在后辈的身上尚未消逝，当追求名誉和权势的人们只懂得墨守成规、因循旧习，或只会在那种具备所谓“新音乐”的一些消极因素的音乐上玩弄花样的时候，西贝柳斯便是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当中的一个伟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