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起源实际上是一个假设性命题。这是由于何处是音乐的“源头”，学界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不像长江的源头就在青海省南部唐古拉山脉主峰拉丹东大冰峰的沱沱河一样，乃是进行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音乐是一种“稍纵即逝”的声音艺术，难以探求其“源头”之音响存在。同时，音乐起源概念本身即有很大的模糊性。究竟是指音乐元素（节奏、旋律、音色、和声）的起源，还是音阶形态起源，抑或是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目前关于音乐起源学说，主要有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 R. Darwin，1809-1882）的“异性求爱说”，认为音乐起源于鸟鸣声；德国经济学家布赫（Karl Bücher，1847-1930）的“劳动起源说”，将音乐起源归结为人类集体劳动的成因；法国哲学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等提出“语言抑扬说”，主张人类感情兴奋、激动时产生的昂扬语调即是歌曲；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370）等人的“模仿自然说”则认为音乐是人类模仿自然界各种声音之产物；德国心理学家修顿普佛（Carlstumpt，1848-1936）提出“信号说”，认为原始人之间互相联络发出的呼喊声，保持一定音高时间，则变成音乐；法国音乐学家孔百流(J. L. J. Conbariou，1859-1916)提出“巫术起源说”，主张音乐起源于原始民族的巫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上述各种“音乐起源说”，其共同点均为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一种思辨式论证。音乐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之一，本身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我国重庆奉节县发现距今14万年由钟乳石加工制作的“石哨”，如果确实可以证实为原始人加工的遗物，不妨视之为原始人音乐意识之萌芽；德国发现三万五千年前的“骨笛”‍‍和我国距今八九千年的“贾湖骨笛”已是具有音阶形式的乐器；巫术歌舞应是人类融入宗教意识形态与美学观念的一种音乐文化；语言抑扬则是人类语言发展到具有抑扬顿挫、声韵语调阶段与音乐之间产生的某种联系。由此可见，“音乐起源说”是一种多元的探索理论，难以获得圆满完美的解释。根据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以及逻辑推理，旧石器时代（二三百万年前至一万年前）人类应产生了音乐意识。这一时期人类的生产工具是打制石器，石块之间碰击即能产生各种节奏，因此，“节奏”有可能是音乐元素之最早起源。新石器时代则是人类音乐文明的开端，无论地下出土的各种乐器或文献记载的各种乐舞，都能够证实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总之，关于音乐起源理论探讨之价值，在于使我们认知劳动创造了人、人创造了音乐这样一个音乐产生与发展的客观历史，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音乐起源之方式而言，从“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和方法论思考其多元化的可能性，或许是较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