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船夫曲》《沂蒙山小调》《走西口》《茉莉花》《康定情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摇篮曲》等脍炙人口的民歌，想必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在海外也流传甚广。反复吟诵民歌，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维系在古今之间的那种一脉相承的感情和思维的链条。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不管他们住在高原、山地、平原、海滨，还是森林、草原，不管他们选择何种生活、生产方式，也不管他们的历史有几百年或几千年，他们都会创造出属于本民族的独有的歌声。中国也不例外，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自己的民歌，它们来自土地，植根于土地。绿色的草原、森林，黑色的沃土，黄色的高原，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歌声。
草原牧歌的悠长，黄土高原山歌的高亢，江南小调的轻漫，劳动号子的雄浑，民歌将天、地、人融为一体。它是人的制造物，又是人的永远的精神伙伴，从“摇篮歌”到“绕棺游歌”，在生、冠、婚、丧的每个阶段，民歌要么在人的心中萦绕，要么从口中飘出；它是每个人的又一种母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只要听到自己的民歌，对故土的思念就会油然而生。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民歌不吝赞美之辞。梁启超曾说过：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它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之上。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而在英国学者威廉姆斯眼中，一首民歌，就是一个超级的艺术品。
民歌蕴含着人类智慧的晶体，它天然去饰，质朴无华：“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容易摘去难，摘不到也是枉然。”（花儿：《河州大令》）大气磅礴，苍茫开阔，一个典型的西北高原之境。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民歌的美就是天地之“大美”的理想境界。
民歌具有浓厚、强烈的地方和民族特色：“盘算起亲亲跑口外，泪蛋蛋流得泡一怀；刮起了东风水流西，看见了人家想起你；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山西民歌）以无生命的山、水、石反衬有思、有情的“亲亲”。歌者似乎在问，连它们都知道应该“在”一起，而人反倒不能相聚？它把人的期盼、思念之情写到了一种极致。
这就是民歌。民歌无所谓长短，短者可能只是一声慨叹，长者可以像《格萨尔王》和诸族“创世纪歌”那样几十小时也唱不完。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唱歌就像平常说话（即古人所谓“歌咏言”“放情长言”）、赶路、放牧、砍柴那样，早已是自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是一种惯常的行为方式，即“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之谓也。歌唱，已经被自然地“溶解”到所有日常劳动、社交、节庆、恋爱活动中了。
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民歌作为民众艺术的一种普遍体裁，曾经有过辉煌的记录。从春秋早期的《诗经·国风》、北宋时代的《乐府诗集》，到明清之际的《山歌》《挂枝儿》《夹竹桃》等，一代又一代有远见卓识的文人雅士，为后人记录、编纂了大量的历代民间纯真率性之唱。它是中华民族擅于总结、整理本民族文化遗产这一优秀传统的集中体现。十分遗憾的是，它们大部分只记录了唱词，而没有曲谱。即使如此，它们也同所有的历史典籍一样，已成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而永远载入史册。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歌采录、整理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前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主要特征是音乐家的直接参与，对数以万计的、如璀璨夺目的珍珠一样的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曲的采录、整理。在20世纪以前，并没有人从音乐文化的理念做这件事，也不知道中国有如此丰富的民歌遗存。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是同自然科学领域对物质构成规律的“发现”、考古学界对地下文物的“发现”，在性质、意义、价值方面完全相同的发现。我们发现并最终打开了以中国民歌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宝库。这个宝库巨大而丰富，也许大家还来不及全面探索其中的各种奥秘，但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人文资源，民歌在普通民众音乐生活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它对中国各类音乐的滋润及广泛影响，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