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护音乐遗址方面，伦敦干得并不好。很多音乐家的故居都不见了。但他们已经融入了伦敦人真实的当代生活。
每年这个时候，虚张声势的战备竞赛都将结束，伦敦一鼓作气成为世界音乐都城的王者。BBC 逍遥音乐节拉开序幕。南岸艺术中心打出王牌——电光四射的杜达梅尔和委内瑞拉的西蒙·波利瓦尔青年乐团，巴比肯艺术中心则请来风光无限的郎朗。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城市的夜场演出比伦敦多，演出的深度和广度也无法企及。
然而在最顶尖的音乐之都中，伦敦与维也纳、巴黎和米兰相比仍需为得到认可而奋斗。伦敦时常被视为暴发户，没有什么悠久传统，德国人以前叫我们“音乐不毛之地”。
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这最伟大的“三B”没有一位踏上过英国国土。伦敦缺乏历史，缺乏作品。这些成见不容置疑，但其前提却歪曲了伦敦在西方音乐演进历史中占据独特地位的事实。
没有“三B”又怎样？巴赫最聪明的儿子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在这里居住了20 年，伦敦委托贝多芬创作了《第九交响曲》。许多音乐天才在伦敦度过了音乐成型期，比如莫扎特、威尔第、肖邦、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柴科夫斯基、马勒、巴托克、勋伯格、格什温、雅纳切克、拉威尔。古诺在普法战争期间来伦敦避难，尼古拉·梅特纳为了躲避俄国革命、罗伯托·盖哈德为了躲避西班牙法西斯政权、帕努夫尼克为了躲避波兰的斯大林主义，都选择了伦敦。
300 多年中，伦敦成为整个世界的音乐思想交换地，为天才提供庇护，并形成了艺术经济的雏形。古典音乐最诱人的形象莫过于逍遥音乐节中挤满人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游人必到的圣地则是艾比路的录音室。新潮流不会发生在维也纳、巴黎或米兰，而必在伦敦。
伦敦永远处于不断重生的状态。在过去20 年中，5 亿英镑被用于科文特花园、克里希姆大剧院、南岸等等。自寻烦恼的做法是回想过去的辉煌，把它们打扮起来接待游人。炫耀过去与我们的文化背道而驰，出于某些原因，我们的音乐在与其他艺术相比时缺了些底气。
当每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三流小说家和仿透纳风景画家在故居墙外得到一块蓝色小匾，音乐伦敦的缔造者却只能在音乐厅的门厅里立一小尊半身像，又时常被放在高处，让人完全看不到。在伦敦寻找作曲家的遗迹就像在繁忙的十字路口勘探黄金。你要么几分钟内就撞大运，要么被穿上束身衣拖进精神病院。
比如，现在根本不可能找到1659年出生的亨利·普塞尔的故居，或者他4 处房子中的任何一处。唯一保存下来的是修道院里的坟墓，以及维多利亚街的半身像，这尊塑像建于1995 年，其存在几乎成了一种全民性尴尬而非纪念。
海顿时代的伦敦早已被开发商和纳粹德国夷为平地了。18 世纪早期他演出了12 首伦敦交响曲的汉诺威广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终日拥堵，办公楼环绕的地方。他的清唱剧《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岛上》曾在牛津街的万神殿中演唱，那里如今早已变成了玛莎百货的分店。
1712 年，27 岁的亨德尔来到伦敦，一直住到1759 年4 月14 日去世，留下了无数有形的遗产。他的火暴脾气、狂躁抑郁症的性格成为塞缪尔·约翰逊的八卦谈资，他对于食物的超大胃口也时常被大肆刻画。他在西敏寺的纪念碑以及在布鲁克街的最后居所8 年前变成了亨德尔故居博物馆，而毗邻的邦德大街是设计师聚集地，多少有些怪异。
亨德尔的幽灵会在不太可能的地方被找到。1714 年安娜王后去世后，他来到钱多斯公爵位于斯坦莫的庄园隐居，便是现在的艾奇威尔路（EdgwareRoad）。即便是年轻时，亨德尔也时常被行人认出，他的言行举动被记录在方志中，这有助于开发商在这条路上的新建建筑中放进他的雕像。
这大约是伦敦能为这位音乐天才所做的一切了，我常常站在那些面粉店之间，凭吊亨德尔的遗风。为了寻找他的灵魂，我来到汉诺威广场附近的圣乔治教堂，在亨德尔的最后几个星期日，他失去了控制似地演奏管风琴，以至于教众请求他停下。在这里，亨德尔属于伦敦的节奏，属于几百年不变的习俗。
伦敦不像其他城市那样纪念作曲家的生卒周年，因为我们已将他们融入了当代生活中，让他们在活的文化中循环再生。作为音乐之都的伦敦的特别之处在于，她没有对过去辉煌的臆测，没有虚情假意的怀旧，她注视着即将到来的天才。伦敦的音乐不是昨天的，而是明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