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朗克的一生，以五十岁为分水岭。五十岁之前，他是个失志的音乐家，任职教堂的管风琴师，淡薄名利；而五十岁之后，龙困浅滩竟扶摇直上，佳作接连不断，被后世学者誉为法国古典精神的象征，更是十九世纪后期法国浪漫主义音乐的领航者。一个人的际遇怎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差？这或许与法朗克不随波逐流、勇于作自己的个性有关。
1822年出生在比利时的法朗克，自小即被父母期待能成为李斯特第二，当个伟大且富有声望的钢琴家。小小法朗克也不负双亲期待，在巴黎音乐院求学期间，拿下了包含作曲、管风琴与钢琴等几个项目的大奖。但正当法朗克满怀雄心壮志打算争取罗马大奖的提名之时，父亲却以成名比拿奖还重要的理由，执意要法朗克放下一切课业马上回到比利时在国王面前开巡回音乐会。奈何天不从人愿，意气风发的法朗克并未受到国王的青睐。而事业、学业两头空的法朗克似乎就此与成名绝缘，从此放弃了当李斯特第二的梦想。
1848年，巴黎爆发了蔓延全欧的革命风潮，而法朗克也在这一年与父亲决裂，坚决先成家结婚并脱离了父亲的掌控。婚后的法朗克离开了父亲掌控，甘于平淡到教堂担任了管风琴师。法朗克埋首于教堂的小房间里演奏管风琴，如此淡泊自适的生活看似与世无争。然而他却从未放弃作曲，甚至一直寻求扬名立万的机会。然而十九世纪中叶的巴黎醉心于罗西尼与麦亚白尔华丽浮夸的歌剧，迷恋李斯特巨星般的舞台魅力。对于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贝多芬、巴赫等人的作品则乏人问津。法朗克深知哗众取宠绝非长久之道，真正的艺术必须禁得起时间淬炼。他潜心研究巴赫作品，专情于管风琴音乐中，并发表了许多杰出的宗教圣乐作品。
然而等待是值得的，若法朗克在五十岁前去世，那么今日肯定不会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在五十岁的前一年，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欧陆强权法国大败于小国普鲁士，让法国人如梦乍醒。他们第一次发觉到原来法国并不代表全欧洲、欧洲也不一定非法国不可。在危机意识的觉醒之下，一群法国音乐家挺身而出决心抵抗「日耳曼音乐」的文化侵略。「国家音乐协会」(Société Nationale de Musique)于焉成立，以圣桑为首的音乐家为年轻后辈提供了演出纯音乐作品的机会。歌剧不再只是群众唯一喜好，更多人愿意支持法国本土音乐家的艺术创作，同时也涵养了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真正属于法国的音乐文化。
就在隔年，法朗克受聘为巴黎音乐院的管风琴教授。这个全欧洲最重要的管风琴职位让法朗克如鱼得水，纵使他无法在舞台上平步青云，然而在学术界他却拥有了崇高的地位。他在音乐院内大胆宣示独特的音乐理念，而学生们则高声拥戴，高举法朗克大旗改革庸俗浮滥的旧音乐文化。说是咸鱼翻身或许不敬，但此时的法朗克却是法国的希望，在他身后的丹第、肖颂、杜卡、佛瑞，甚至德彪西都受其法国至上的精神所感召。而他在作曲上所开创的宏观格局，更让后辈音乐家徜徉其中，不断扩展音乐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而这首著名的奏鸣曲便是他六十四岁时的作品。此时的法朗克声势如日中天，作品构思严谨、深刻而宽广，纵使并非每部作品都受到群众喜爱，但作品背后的艺术价值却不容忽视。法朗克当年将这首奏鸣曲题献给小提琴巨擘易沙意(E.Ysaÿe)，易沙意是法朗克的比利时同乡，1875年，17岁的易沙意身怀绝技到巴黎闯荡，与同乡法朗克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之交。而十年后，法朗克正构思创作一首大提琴奏鸣曲，当创作即将完成之时听闻易沙意即将结婚，当时法朗克推出的许多室内乐作品皆因音乐语汇艰深且结构庞杂而受到争议。因此友人即建议法朗克不妨将这首作品改写为用小提琴演奏的编制，并题献给易沙意作为新婚贺礼。一方面利用易沙意的名气炒热话题代为宣传这首奏鸣曲，另一方面也尽了朋友的心意送给易沙意当贺礼。果不其然，这首作品在易沙意与新婚妻子波杜斯贝伦(L. M. Bordes-Pène)共同担任小提琴与钢琴演奏，首演当晚即大获成功，从此成为小提琴音乐会曲目中的常客。作曲家与音乐家两方利用媒体舆论宣传造势并互相拉抬，一百多年前的法朗克即以深谙此道，更让人佩服法朗克友人的智慧。
那原本的大提琴版本呢？法朗克并未说明下落，直到1906年这首作品再版时，出版商才同时出版了由戴尔沙特(J. Delsart)改编给大提琴的版本。至于这个版本是否就是当年法朗克秘而不发的大提琴版，就有待有心人再作考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