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明朝万历年间，广东音乐就开始孕育，经历了近三百年，到1860年左右，粤乐正式具备了“特色曲目、群众基础以及代表人物”三大条件，从而形成了单一乐种。
来源于民间的文化艺术品种，在其孕育生成之初，由于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野草闲花”，因而大多是史不具载，迹辙微茫的。广东音乐也是一样。有一种最新的研究认为，远在明朝万历（1573年）年间，广东音乐就开始孕育，经历了近三百年，到1860年左右，粤乐正式具备了“特色曲目、群众基础以及代表人物”三大条件，从而形成单一乐种。而另一种比较传统的看法则认为，广东音乐形成于清末民初。它是以广东民间曲调和部分粤剧音乐、牌子曲为基础，一步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当时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兴起一种由乐队演奏的乐曲，又叫做“八音”、“行街音乐”、“座堂乐”。它适应着戏曲伴奏、街头卖艺或者婚丧喜庆的需要，风行一时。后来又出现了“宝字”的名目，用以专指在唱曲间歇时丝弦乐队自行演奏的“过场”一类的“小调谱”。这种演奏因同样受到听众的欢迎，便逐步演变成为独立行当。广东音乐就是沿着“宝字”的路子发展起来的。
早期的广东音乐以琵琶或扬琴为主奏乐器，辅以箫、筝、椰胡、二胡、三弦等。民国初年逐渐形成三种基本乐器组合，一是二弦、竹提琴、三弦（或月琴）的“三架头”硬弓组合；二是以唢呐为主奏，配以打击乐器；三是洞箫、椰胡、琵琶（秦琴）的组合。
到上世纪20年代演奏家们受到西方乐器的启发，把二胡的丝弦改为钢弦，创出粤胡（又称高胡），改良了扬琴，加人琵琶（或秦琴），形成软弓“三架头”组合。到上世纪20—40年代，广东音乐的演奏家们又尝试使用数十种西洋乐器与中式民族乐器合奏，从中筛选出小提琴、萨克斯管、电吉他、木琴等几种，使广东音乐音色变化更丰富，表现力更强。其中“滑指”是广东音乐最具特色的演奏手法。“滑指”又分“小绰”、“大绰”、“小注”、“大注”、“回滑”等等。主要弦式有合尺调（定弦为52）、上六调（定弦为15)、乙反调（定弦为37）、士工调（定弦63）工乙调（定弦37），不同的弦式用以表现不同的情绪。
早期的广东音乐乐曲，音符较散，节奏也缺少变化。在后来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新的特色，如在曲调进行中加有多种装饰音型，称为“加花”，使音色清脆明亮，旋律流畅优美，节奏活泼欢快。
广东音乐早期的乐曲基本上是民间流传过程中的集体创作的。到了20世纪初，出了一位严公尚，是广东音乐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带领推动下，创作日趋成熟。出现了《旱天雷》、《连环扣》、《倒垂帘》、《三潭印月》、《饿马摇铃》、《小桃红》、《汉宫秋月》、《双声恨》、《雨打芭蕉》等一批流传至今的优秀作品。
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为广东音乐广泛流传与发展的兴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在早期演奏改编传统乐曲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民间创作乐曲，使广东音乐在旋法、节奏、调式、结构、演奏特点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备。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作曲和演奏名家，如何柳堂、吕文成、易剑泉、丘鹤俦、尹自重等。其代表曲作有的《赛龙夺锦》、《鸟惊喧》、《醉翁捞月》、《七星伴月》（何柳堂）；《步步高》、《平湖秋月》、《醒狮》、《岐山凤》、《焦石鸣琴》（吕文成）；《凯旋》（陈俊英）、《惊涛》（陈文达）、《华胄英雄》（尹自重）及《鸟投林》（易剑泉）等，一时远近争演，深入人心，并蜚声海内外。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沦陷区，广东音乐的生存空间也严重萎缩，发展艰难，创作力锐减，甚至出现了一些低俗的作品，如《甜姐儿》、《私语》等。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音乐获得新生。音乐工作者们对广东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并对其和声、配器等方面进行研究改革，出版了不少的乐谱，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优秀曲目，如陈德巨的《春郊试马》、林韵的《春到田间》、刘天一的《鱼游春水》和乔飞的《山乡春早》等等。
广东音乐据有乐谱可稽的创作乐曲，累计达千首。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步步高》之外，这里不妨再介绍几首代表作品——
《雨打芭蕉》是早期优秀乐曲之一。乐曲以流畅明快的旋律，表现了南国生活的愉悦情绪。曲调运用顿音、加花等技巧，描写打在芭蕉上淅沥的雨声、芭蕉在雨中婆娑摇曳的形态以及人们旱热逢雨的欢乐。
《饿马摇铃》为何柳堂传谱，原以琵琶为主奏乐器，后改为弦乐主奏。乐曲以不稳定的节奏和采用顿音等多变的音型，突出运用si、fa两音级，惟妙惟肖地展现了饿马摇铃的形象。
《平湖秋月》是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的代表作，他曾于金秋时节畅游杭州，触景生情，创作该曲。曲中表现了作者对西湖秀丽景色的感受，曲调既采用了浙江的民间音乐，又有广东音乐的风格，它是中国器乐作品中最出色的旋律之一。
《龙飞凤舞》所表现的是民俗节日中挑着龙灯耍戏的长龙的情景。乐曲的主题音调采用切分节奏，富有极强的推动性，顿挫有致，若舞者的步态，前迈后撤，辗转腾挪。小锣的清爽音色，唢呐的声声鸣唱，弹拨乐器的整齐节奏，共同演绎出欢乐的气氛。
《汉宫秋月》又名《三潭印月》，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国传统器乐作品，有不少在长期的流传和改编后，与原来的曲名相差很远。《汉宫秋月》原为哀怨之曲，而《三潭印月》已将哀怨之情尽扫。在原传自北曲的旋律主干上，大量加入了广东音乐语言的细微装饰性华彩，从而使北曲的刚劲绵长，变为粤曲的细腻轻爽。
个性鲜明 别具一格
广东音乐既不像西方音乐的壮观雄美、激昂刚健，也不像我国中原古曲那样悠深空旷，充满历史苍凉感。
以上简略介绍了广东音乐的总体发展状况。下面谈谈它的艺术。
就广东音乐给人的总体印象而言，有三个方面十分突出鲜明：一、音响色彩清脆明亮、华美；二、旋律风格华彩、跳跃、活泼；三、乐曲结构多为短小单一的小品，很少有大型套曲。这三大特点，决定了它既不像西方音乐的壮观雄美、激昂刚健，且具外在超越的哲理省思，也不像我国中原古曲那样悠深空旷，充满历史苍凉感；既没有古代庙堂音乐的典雅庄重，也没有传统士大夫孤芳自赏的兀傲高深。总的来说，广东音乐是一种包含着强烈现世性、平民性和开放性的音乐。
先说现世性：广东音乐不存在宗教情怀和对彼岸世界的敬畏与崇拜，所关注的是活生生的现世生活，创作目的也在于满足现世民众的情感需要。因此，广东音乐无论作品题材还是创作灵感大都来源于日常生活，如《旱天雷》、《三潭印月》、《饿马摇铃》、《小桃红》、、《雨打芭蕉》、《赛龙夺锦》、《鸟惊喧》、《步步高》、《平湖秋月》、《华胄英雄》、《鸟投林》、《春郊试马》、《春到田间》、《鱼游春水》、《山乡春早》等等。光从题目，就不难看出它们与现世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又是那么的直接而具体。此其一。其二，既然所面对的是现世，并且目的在于满足现世民众的情感需要，那么努力揭示现实世界的美好，给人们的心灵以抚慰，鼓舞他们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与苦难，增强他们面对生活的信心与勇气，就成为广东音乐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优美、乐观、和谐、向上的旋律会在广东音乐中显得那么鲜明突出，而且成为贯串始终的一条主线。
再说平民性：作为诞生、完善、流行于民间的乐种，早期的广东音乐因其演出场合、演奏功用的不同，可以概略地分为四种表演方式：
（1）戏剧中的过场音乐。
（2）茶楼、街头卖艺。
（3）一般民众自发组成的自娱性质的音乐社团。
（4）农村的“八音会”，于婚丧喜庆场合表演（或加粤曲、说唱）。这种出身背景就决定了它天生的平民性，十分注意与人民大众的情感息息相通。无论是在呱呱坠地的早期，还是已经成熟为一个名作迭出的重要乐派，广东音乐从来没有走向孤傲、艰涩和高深，变成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而是始终坚持雅俗共赏的方针。在历代名家的主持下，在把对音乐审美的思考提升到一种自觉的高度，努力拓展与提高作品的文化内涵的同时，始终坚持把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放在第一位。因此，广东音乐一方面越来越在专业圈内受到重视，另一方面仍旧一直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有着极强的亲和力。
最后说开放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乐器的采用。其中惟有椰胡（以椰壳为槽，蠡壳为柱，最初流行于海南、广东、福建等省）出自岭南本土，其他如琵琶、箫、筝、三弦都属于中原乐器；而二胡（又称南胡），过去则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引入后改造为“粤胡”。还有扬琴，最早源于中东阿拉伯、波斯等地区，约于明末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东。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又加上小提琴、萨克斯管、电吉他、木琴等西洋乐器。可以说只要是合用有效的，广东乐人就不拘一格，大胆引进。另一方面是广东音乐构成本身，早期主要有三个来源：中原古乐、昆曲牌子、江南地区的小曲小调。这三种音乐都是由“外江班”（受邀来广州演出外省的戏曲班子）带来的，在漫长的流传岁月里，经群众业余实践和专业人士改造，才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特地方风格的广东音乐。例如《平湖秋月》曲调显然采用了浙江的民间音乐，而《三潭印月》则在北曲《汉宫秋月》的旋律主干上，加以广东化的改造，成为现在的样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到了 “功成名就”之后，广东音乐也从没有关起门来，自我封闭，而是继续坚持不拘一格的拿来主义。例如《春江花月夜》、《江河水》、《梁祝协奏曲》、《胡笳十八拍》等都被改编成了广东音乐的乐曲。而《赛龙夺锦》、《惊涛》等作品则明显吸收了西方音乐的表现手法。从这一方面看，广东音乐同样不拘一格，务实求变，表现出持续的开放性。
广东音乐作为产生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文艺品种，之所以能够突破地域的局限，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迅速走红全国，而且长盛不衰，原因有三点：一、具有杂交文化的鲜明特色，在民族音乐百花园中别具一格。二、始终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中华文化恒定的基本精神。三、不固步自封，从思想观念到表现手段都紧跟时代潮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
如果作更深一层思考，那么，广东音乐现象还启示我们：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俗语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各不同地域自然条件、历史条件和人文气质的差异，就形成了性质不同、形态各异的地域文化。应该说，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各种地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也是中华文化在不同地域的具体体现。它们与岭南文化和广东音乐一样，都以其独特的内容和方式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贡献。因此，要用新的标准、新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舍弃单一的、静止的文化意识，运用发展的眼光与多样的观点，全面审视和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个性和价值。还要营造氛围，让各地域文化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只有当这一点实现之后，地域文化的个性与活力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才有利于我们充分整合和调动各地域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