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已有歌唱家以一副好嗓子谋生路。秦国的秦青，有弟子薛谭，以为自己学到了老师的全部技能，便意欲告辞回乡，秦青作为老师就给他送行，送至乡野之地，她打着节拍，唱起悲歌表达别离之情，歌声似乎止息了天上的行云，摇晃了林间的树木。薛谭自知相差甚远，请求继续跟着老师学艺，不再返乡。
　　韩国女歌手韩娥向东方游历，流落齐国，遭到了店中人的欺侮，无食无宿，便在雍门一带唱起来，她唱了一首哀婉的歌曲，当地老幼听了都悲伤地哭泣，即便她已经离开三天，人们眼中还含着悲伤的泪水，这是成语“绕梁三日”的典故。于是人们把韩娥请了回来，韩娥又唱了一首欢快的曲子，令人们重新快乐起来，她因此得到了丰厚的礼物。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它们至少透露出，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就出现了职业音乐人，而且具有较高的音乐造诣，当然，故事中的描述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
　　汉魏六朝，从公元前二世纪初到公元六世纪末，近八百年时间，这时候中国的音乐人在继承先秦古优和乐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滑稽调谑表演的多称俳优，也称优人、优者、倡家、优倡等，那么从事各类歌舞杂戏的则被称为伎人、乐人、舞人、歌伎、舞倡等，后者还包含了一些贵族豪绅家的家伎，统称散乐人。
　　这个时候乐户制度的确立，对培养音乐人起到了推动作用。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歌舞，供主人享乐。乐户世代相传，于是形成了专门的音乐人队伍。社会上学习音乐的人也越来越多，职业音乐人游走于权贵之门，出入宫廷，有的还嫁入豪门，成就了富贵的身家，一些女性歌人、舞人甚至凭借色艺跻身皇室，成为姬、妃、皇后，如汉高祖刘邦的戚夫人，汉武帝的爱妃李夫人，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都是当时著名的歌舞艺人。
　　汉武帝时期，成立了乐府，政府对音乐的关注更加密切，其中一部分人管理礼乐和军乐等，另一部分人则管理俗乐，即到民间学习、收集音乐，根据采集成果编写歌辞和曲调。乐府还编配乐器，进行演唱和演奏，还出现了像李延年这样的优秀音乐人。
　　擅音律的李延年想向汉武帝推荐自己的妹妹，他就创作了这首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在宫宴上唱给汉武帝听，武帝听了就问：“世上真的有这样的女子吗？”于是李延年便说此歌是为能歌擅舞的妹妹而写，借机将她献给武帝，成为李夫人，换得一时荣宠。可惜她年纪轻轻就病逝了，汉武帝专门做赋凭吊她。受到汉武帝宠爱的还有“幸倡”郭舍人，幸倡就是受宠幸的倡，汉代宫廷蓄优之风一直到汉成帝都不减，宫里的倡优伎乐多至千人。当然更多的人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而是沦为下层，甚至成了风尘中人。
　　汉代宫廷里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畜侏儒。有男有女，他们擅歌舞，多精于说唱艺术。《汉书·东方朔传》记载，东方朔曾对汉武帝说，侏儒长三尺多，钱二百四十，得的粟米和我一样多，我长九尺多，他饱死了，我却根本吃不饱。三国时，公元224年，黄初五年，孙权差刘咸给罗马送去男女侏儒各十人，当时罗马斗兽场的侏儒舞人就有中国人。
　　古代女音乐人的身份除了宫妃、宫伎，还有官伎、家伎。家伎在汉代就已经初见端倪，曹魏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官伎继续发展之外，蓄养家伎更是盛行，他们多是豪门世族豢养的歌儿舞女，主要给主人提供声色之娱。当时不少人家是“家累千金，女伎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比如那个喜欢斗富的石崇，他家的绿珠是吹笛子的；后赵的石虎爱上家伎郑樱桃，为了她居然要杀妻；南朝羊侃家的舞伎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古人的尺寸比现在的小，一尺六换成今制估计也就一尺五，比杨丽萍的腰还细，张净琬能表演掌中舞，可见身轻如燕的不止赵飞燕一人。
　　到了唐代，政府甚至还给官员配家伎，以供享乐，《唐会要》记载：“敕五品以上正员清官、诸道节使及太守等，并听当蓄丝竹，以展欢娱。”蓄养家伎的费用也是政府承担。当时文人士大夫多受此风熏染，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家就有两位精通歌舞的家伎——小蛮和樊素，我们要感谢文人，如果没有他们的诗词，像李白、白居易、李贺、元稹，还有后来的姜白石、晏几道等等，许多女音乐人的名字和命运我们便不知道了。
　　汉魏时期还有一个怪现象，我们知道佛教已经传到中国，洛阳的各大寺院，凡到了庙诞，都有散乐人的百戏演出，比如长秋寺造好了佛像，需要举行盛大活动，表演有吞刀吐火，奇伎异服；昭仪尼寺三尊佛像出时，伎乐之盛能和长秋寺相比；宗圣寺的佛像出来时，万人空巷，百姓全跑来观看妙伎杂乐；景乐寺凡举行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齐鸣，士女观看，目乱睛迷。为什么寺院的音乐如此兴盛呢？有不少人是人老珠黄或主人去世而从宫里或贵族家里出来的，这些女音乐人为了谋生进了寺院，寺院利用她们的才艺吸引人们去信奉佛教，这样音乐人成为扩大佛教宣传的得力人手，这是艺术与宗教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