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有指挥大师能够锻造出阿巴多那样独特的个人音响。
我正在听一张即将问世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录音。不用看封面，光听乐句，就能知道指挥是克劳迪奥·阿巴多，钢琴家是玛尔塔·阿格里奇。他俩是极亲近的音乐伙伴。阿巴多的音乐演出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优雅、坚定、精巧，在表面之下闪着一层柔软的机智的微光，这要等到演出完几个小时才会浮出水面，令你回味，并从此永驻在记忆中。
极少有指挥大师能够锻造出一种独特的个人音响。阿巴多有，而且他知道自己有，他有时看似漫不经心，有人会误以为他傲慢，其实跟他走近之后，你会明白，这是一种果断，他要把大部分天赋和精力用在音乐上，服务于对他的生命来说最重要的艺术。阿巴多有着所有人都会有的小毛病，会犯错，但是他保证让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把音乐排在第一位。
他担任过欧洲古典乐坛的最高职位——执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柏林爱乐乐团，他也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三家机构，因为他们提供的条件无法达到他的确切期望。1990年，就在莫扎特200年大庆的前夕，他请辞维也纳歌剧院，拒绝降低任何标准去迎合商业目的。只要牵涉到音乐，没有人能跟阿巴多争论。
瞬间跃入我脑海的难忘演出，是他开始执棒柏林爱乐的一场音乐会——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观众们屏息凝神，等待着不断上升的紧张，以及卡拉扬和其他指挥习惯于在最后一声巨响之前的急刹车。然而阿巴多一改风气，他的提问到解决之间的过渡细微到令人无法察觉。我们听到最后的巨响之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刻已经到来。那晚，我学到了这位有机音乐家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一课——对阿巴多来说，音乐是自然之力，它有天然的时机，自己能够填充空白。试图去控制音乐是徒劳的，好比在海边阻拦巨浪，用手挡住时钟的指针来阻止生命流逝。
15年前他被诊断出胃癌时，医生表示无力回天，让他等死。可是他在手术后竟然以钢铁般的意志活了过来，从此他开始了艰苦的节食，这对一个热爱美食的人来说简直是最残酷的折磨。
他抓住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每一分钟拼命工作，晚年更是进入了音乐的小阳春。他创建了古斯塔夫·马勒管弦乐团、卢塞恩节日管弦乐团，以及后来的莫扎特管弦乐团。他亲自挑选的几打欧洲青年音乐家，将会终生戴着阿巴多亲选的荣誉勋章。
上世纪80年代，阿巴多和伦敦交响乐团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古斯塔夫·马勒和20世纪”。当时的伦敦交响乐团刚刚入驻巴比肯中心，好不容易躲过破产的厄运，无法承担这项大计划的开销。新上任的经理克莱夫·纪林森（Clive Gillinson）战战兢兢地告诉阿巴多，他的计划可能要打折扣。阿巴多温柔地笑了笑。“对音乐，”他回答，“没有妥协可言。”结果这音乐节不但活了下来，还生气勃勃。纪林森如今已是卡内基音乐厅的总监，他将阿巴多的金玉良言时刻铭记心头。
阿巴多的品质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产品，也许在他那一代人里也独一无二。执拗顽固在一个艺术家身上并不总是吸引人的特质，但阿巴多有一种自嘲和风趣的能力，将冷硬的一面柔化了。里卡多·穆蒂是他在指挥台上的最大对手，政见也截然相反，穆蒂告诉我，他和阿巴多会时不时相约吃顿午饭，然后互相调笑他们各自的公众形象有多荒谬。这两位，为音乐奉献的激情不相上下。
一个伟大指挥的世界。威尔第的《安魂曲》是为这样的人谱写的。
附文：阿巴多轶事
在音乐界，阿巴多给人的印象是特立独行。
早年岁月
老迈的托斯卡尼尼是所有意大利音乐家的偶像，是与威尔第直接相连的最后一环。阿巴多18岁时就得到托斯卡尼尼的赏识，在他的客厅里演奏过巴赫协奏曲，指挥过室内乐团。但他似乎并不特别珍惜那份回忆。他儿时在斯卡拉管弦乐团看过托斯卡尼尼排练，惊骇于一个人竟能如此粗暴地对待乐手。然后他听了富特文格勒，从此决定成为一个指挥。
他的政治和艺术倾向受到反法西斯家庭环境的影响。他无条件支持意大利共产党，致力于推广危险的“堕落”音乐（现代派作品）。在米兰时，他曾在朱利尼棒下的学生乐团演奏，后来去奥地利师从古怪的钢琴大师弗利德里希·古尔达和指挥汉斯·斯瓦洛夫斯基（勋伯格的学生）。学生时代他时常观看布鲁诺·瓦尔特和卡尔·伯姆的排练，在卡拉扬指挥的合唱队里唱过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虽然后来卡拉扬邀请他去柏林和萨尔茨堡指挥，但他们的关系很疏远。卡拉扬打造了一种“柏林之声”，谁能想到，阿巴多最后得到了打破这种音响的特权。
阿巴多和祖宾·梅塔是同学，时常一起恶作剧。他们一起去看歌剧演出，当时阿巴多就坦言自己有指挥马勒的宏愿。他在库塞维茨基指挥大赛上击败了梅塔，但梅塔的事业比他顺利得多。当印度人已经去蒙特利尔当音乐总监时，阿巴多依然在参加各种大赛。1963年赢得米特罗普洛斯大奖无甚反响，在纽约爱乐当了一年助理指挥也没有引起关注。倒是在柏林指挥广播乐团的一场音乐会，引起了卡拉扬的注意，邀请他去萨尔茨堡指挥凯鲁比尼的一首弥撒。阿巴多坚持要指挥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结果一鸣惊人。斯卡拉歌剧院记住了他。1972年起，他花了14年时间让这所歌剧院从硬件到精神全部焕然一新。当时的一线年轻指挥纷纷应邀前来斯卡拉，从梅塔、巴伦博伊姆到马泽尔、小泽征尔，还有难得一见的卡洛斯·克莱伯——克莱伯的妹妹是阿巴多的秘书。
70年代意大利的社会环境十分动荡，行政体制还有墨索里尼时代的遗毒，歌剧管理层会因为和艺术经纪人打交道被关进大牢；指挥出国工作不许带信用卡，还要上缴收入；电影明星会因为莫须有的逃税指控被当众羞辱，只为杀鸡儆猴。当阿巴多的耐心到头时，斯卡拉换上了他的竞争对手穆蒂。穆蒂在公开场合不屑提阿巴多的名字，只称他为“我的前任”。
入主柏林爱乐乐团前后
1989年10月的一个晴朗星期天，柏林爱乐宣布阿巴多接替卡拉扬成为首席指挥，没有人比他本人更惊讶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候选名单中。他当时55岁，事业有些停滞，甚至走下坡路，在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索尔蒂继任竞争中刚刚输给巴伦博伊姆。柏林宣布决定的前一天，他还在跟纽约爱乐谈判，纽约爱乐的反叛性格并不适合他的安静气质，只是薪水更高。众人都以为柏林爱乐的乐手们会推选最有票房价值的指挥，比如马泽尔、穆蒂或莱文。穆蒂出局后，有索尼撑腰的马泽尔志在必得，已经准备好要在柏林开新闻发布会了。结果事与愿违，马泽尔没开成香槟，气呼呼地摘了愤怒的葡萄。
柏林爱乐对卡拉扬式音乐工业化的怨怒如此之深，他们通过选举进行了一次报复。多数乐手决定不会再选另一个皇帝，他们花了6个小时衡量巴伦博伊姆、海廷克和阿巴多的艺术贡献。阿巴多是卡拉扬的反面，他痛恨被称作“大师”。政治上他是左翼，音乐背景上是现代主义者；他的朋友包括高眉钢琴家波利尼和共产党作曲家路易吉·诺诺（勋伯格的女婿）。上任后，阿巴多宣布用较小的爱乐厅排练实验音乐。他眼界开放，公众和乐手都觉得他让人耳目一新。“阿巴多会有好票房，也能打造出新声音”，这是柏林一份大报的标题。
柏林爱乐总经理是卡拉扬时代的死忠遗老，听到消息后立刻辞职。柏林政府派文化参议员去维也纳商讨阿巴多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任职时间。萨尔茨堡艺术节的改良派财务总监汉斯·兰德斯曼说：“我们很高兴一个与奥地利有亲密关系的人得到了柏林的要职。维也纳、萨尔茨堡和柏林之间的纽带会变得十分强大。”
但请千万不要把阿巴多和卡拉扬的三大顶峰职位相提并论。阿巴多在维也纳只是受雇于人，上头还有一位前男中音艺术总监。在萨尔茨堡他只是许多荣誉客座指挥中的一位。在音乐上和性格上，他更像富特文格勒，在智性的云端上奇思妙想，藐视物质众生。
阿巴多的上任，也终结了自彪罗时代起柏林的奥德血统传承。卡拉扬没有衣钵传人。当时的柏林除了爱乐乐团之外，广播乐团也由米兰人里卡多·夏伊执掌，德意志歌剧院的掌门是有争议的威尼斯人西诺波利。斯卡拉的穆蒂常来做客。德国音乐的首都全面落入意大利人之手，这还是自1920年代托斯卡尼尼巡演之后的头一遭。
阿巴多与美国：八字不合
阿巴多曾在1982-1986年担任过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索尔蒂曾将他视为继任，但最终未能如愿。之后纽约爱乐对他表示了兴趣，但也没能引导阿巴多执掌美国五大顶尖名团中的任何一支。
阿巴多的经纪人是CAMI公司的罗纳德·维尔福德（Ronald Wilford），维尔福德经纪许多音乐大牌，而阿巴多从未表现出什么野心。当柏林爱乐的乐手推选阿巴多接替卡拉扬成为首席指挥时，维尔福德的反应是“开什么玩笑”，他本来心中的人选是詹姆斯·莱文。在音乐界，阿巴多给人的印象是特立独行。音乐经纪人没能理解的，是他最根基的理想主义精神。
阿巴多的父亲是反法西斯斗士，政治左倾。他在意大利共产党里有不少朋友，对市场经济没有好感。他并非不自负，只是厌恶名人为商业裹挟，他拒绝在媒体上为自己的唱片做宣传。他在美国是个格格不入的人，他对造神产业没有任何贡献，在保持清白正直的同时，也错失了唾手可得的机会。对此他从未表示过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