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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好听的时代，音乐是没有名字的。所以对于真正的古典乐迷，谈论音乐即是在谈论音乐家。然而古典音乐浩如烟海，上下求索几十年，也难免有完全陌生的篇章。
想要迅速伪装成一个无所不知的发烧友，得时刻牢记“两个凡是”：凡是耳熟能详的作品，要避讳其标题，只说其编号、调性和顺序。比如，“BWV.xxx”，或是“马六”；而凡是尽人皆知的音乐家，与其谈论他们的作品，不如谈论他们的八卦。按照这个思路，从巴洛克时期说起，巴赫当然无法回避。作品无需掌握得太多太深，但要了解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的身份，是一位管弦乐演奏家，而非作曲家。除此之外，还应知道他本人性格孤僻，酷爱造人，共生有 20 个孩子。谈起巴赫，要有一种对历史人物的仰望之情，“这是何等忙碌的一生啊。” 同时代与巴赫齐名的还有亨德尔，他是位才华横溢的交际花。他俩有个共同的偶像，叫维瓦尔第。这位意大利神父写了 500 多首协奏曲，人们却只记住了《四季》。对古典主义的三巨匠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要有一种老生常谈的厌倦。这是出于防御，因为面对一群在音乐学院里，没日没夜研究他们的大学生，你根本无从下手。如果碰上好战者，跟你死磕贝多芬，应对时千万要强调自己对贝多芬作品巡礼的顺序，表明自己反复听其第一、第二、第四、第七、第八首交响曲，就是为了熟悉老贝的音乐语言。
在涉猎古典音乐 10 余年后，才下决心扣开第九交响曲这扇大门，初听之下内心波澜壮阔，庄严却又欢喜。贝多芬的两封遗书是不错的谈资，一封叫《海里根施塔特遗嘱》，写给他的两个兄弟，没能寄出。
还有一封叫《永恒的爱人》，是封情书，干脆连收信人都没写，成了一个不可告破的迷。意欲成为贝多芬的终极研究员，两封遗书务必倒背如流。浪漫主义时期，音乐开始有了多样性，因此那个时代百家争鸣，由于更加重视感情的表达，也更讨今天的年轻人欢心。萧邦、勃拉姆斯、马勒、老柴、李斯特、施特劳斯父子这些人的名字，在如今的古典乐迷里，俨然比贝多芬更为偶像。为了与庸俗的文艺青年相区分，除了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亲朋好友，还要熟识那些唱反调的大牌。比如，见到有人用萧邦标榜自己，你可以搬出对其不屑一顾的新俄罗斯乐派；听见有人对勃拉姆斯五体投地，你则可以引用萧伯纳的原话，“勃拉姆斯不过是用几个简单的和弦，唤起幼稚的春梦，并将其发展成为亨德尔的恰空舞曲式的极简单旋律。” 至于老柴这种旋律优美而伤感的类型，最适合于入门听众，在评论他时，一定要贬多过褒。然而一味地贬低其地位，又显得过犹不及，丧心病狂，多积累一些调侃，可以在危急时刻助你一臂之力。比如，老柴和勃拉姆斯都喜欢撕乐谱。勃拉姆斯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苛，稍有不满就会毫不留情地撕掉，直到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一点与老柴完全不同，老柴常常撕掉了自己的乐谱，然后紧接着写出来一部更差的。马勒绝对是一块高端乐迷的金字招牌。体会一下这句话，有助于理解马勒是个什么样的人：马勒对死亡的正视的敏锐度，是任何大音乐家所无法比拟的。他的每一部交响曲，除了第一交响曲《巨人》外，其他的都是全神贯注地环绕着这个主题而写。马勒的音乐永远跟“精神分析学”、“死亡”这些玄而又玄的名词连在一起，所以天生带有一股浓郁的装腔气质。到了现代主义时期，音乐陡然变得怪异而难听，大家都在求新求变，由于时间上间隔较近，还没有真正流传下来的作品，无需多听。如果见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巴托克等人的名字，只消一句“现代主义的音乐性太差了，无法入耳”就可以完美打发。 需加注意的是，约翰·凯奇的《4分33秒》一定要上网搜一搜，他坐在钢琴前，上演了一出默剧，堪称音乐史上最具实验精神的表演，志在装腔的同学不容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