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点病又怎么了？

在医院呆着的这几天我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愉悦，

是的，每一步都是美好的。这是个全新的开始。”

——卡拉扬

　谈到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指挥家，在美国，显然听众们对苏提爵士和雷昂纳德·伯恩斯坦这样得名字要更为熟悉一些。相比之下，赫伯特·冯·卡拉扬却是一位让人难以琢磨的人物，也经常给人一种距离感，这点让不少人都对他产生了畏惧的心理。1955年，卡拉扬被任命为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自那时起，从排练到工作环境，从乐手的管理到客串艺术家的邀请，所有这些几乎都得卡拉扬说了算，他对乐团的控制欲让他看上去近乎独裁。当然，这也让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很坦然地承认：“如果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收到自己预期的效果，我想我没有理由去责怪任何人——对，就是这样，只要出了问题，那一定是我的个人失误——当然，这也是我最大的乐趣，不是吗？” 

    1976年，卡拉扬带着他的柏林爱乐乐团来到纽约，在卡耐基音乐大厅开始了他们引人注目的演出。连续四天的四场现场中，他为听众带来了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莫扎特的《安魂曲》，以及布鲁克纳的《感恩赞》和威尔第《安魂曲》——显然，排演这其中的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当然，前提是，你还需要有足够的技术和实力。对普通的美国交响乐团来说，一年之中能上演一次类似的作品就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普通”这个词在卡拉扬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

　演出结束后，卡拉扬得了重病，这让那四天的演出显得更为值得纪念。但他显然并不希望人们去在意他的病痛，当《时代周刊》的乐评人William Bender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卡拉扬轻描淡写地跳过了这一点：“生点病又怎么了？在医院呆着的这几天我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愉悦，是的，每一步都是美好的。这是个全新的开始。” 

　毕竟，在此之前，卡拉扬也面临过自己生命中的迷惘和混乱。他兼任过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伦敦爱乐乐团、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常任指挥——名符其实的“欧洲的音乐总监”，对此他的说法却是：“我需要这么做，需要和不同的乐团合作，只有这样，我才能更清楚自己的局限，以及我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如今，卡拉扬的生活要简单，平静许多了，他为自己的家庭生活而骄傲。在这四天的演出中，每当卡耐基音乐大厅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时，他总会抬起头，看看包厢里妻女们眼中投射过来的骄傲和爱慕。 

　但显然，他并没有因为家庭生活而忽视自己一直热爱的工作。人们总会发现他在录音室中忙碌的身影，他会亲自参与演出DVD的制作，他对音响技术的迷恋也让人称奇。可是，除了这些，他还会驾驶喷气式飞机。“飞行的乐趣和速度无关，”他说，“更多是你为飞行而做的种种准备，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都要提前打理好，而这些准备工作的成果就是一次完美而愉悦的飞行，这个过程会让我得到满足。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不喜欢玩纸牌，因为它的投机性太大，你很难提前就把握住结果。”

　卡拉扬也创立了自己的基金会，用来培训那些有天赋的年轻音乐家，这或许可以看作他对未来音乐产业的投资。每次提到那些拥有着美妙动听的声音，却无法得到足够的指导和培训的歌手，卡拉扬都会觉得很沮丧。 

　虽然终日忙碌，卡拉扬依然会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人生哲学：“坚守住生命中对你最重要的事情，忘掉其它。”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当谈到柏林爱乐时，他形容说那是自己的“可以依靠的团队”。他同他的乐手之间有一种不需要言说的信任，他喜欢闭着眼睛指挥。“这样我可以更好地感受到他们的演奏，”他说，“所谓的指挥技巧，那些都是人们用眼睛看到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多少意义——那只不过是学来的手上功夫而已。其实每次我指挥的时候都会忘掉指挥棒的存在，因为我早已和整个乐团融为一体了。我和乐团之间的那种协调感太细致了，无法用语言形容，音乐让你心神荡漾。这是个奇迹，也是矛盾：你太集中注意力了，以至于你把什么都忘记了。” 

　音乐会结束之后，卡拉扬被邀请给一些纽约当地的年轻指挥家们做了一次讲座。在此期间，卡拉扬重复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可不是来这里教你们什么捷径和技巧的”。当然，他没有忘记给大家讲了一个自己小时候学骑马的故事。“在我第一次要去尝试骑马跨栏的那天，我一夜都没有合眼。我很担心，也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力量，才能带着马儿翻过高高的栅栏。但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并不需要带着马儿翻过栅栏，我只要掌握好自己应该掌握的步骤，摆好姿势，马儿自己就会知道该如何跨过去。我想，指挥交响乐团也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