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音乐的社会功能就被世人所重视。

　　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音乐要和诗、礼一样起到教化与提高人类修养的作用。因此，大力发展音乐艺术的建设，组建音乐团体，是社会文化生活中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

　　我国西洋管乐队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入侵，同时也将音乐文化传入我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西洋管乐队一直作为封建统治象征的雅乐，由于悟守古制，从而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和现实生活，无法改变其日益衰败的命运。

　　最早在我国出现的西洋管乐队是在1881年由外国人在上海英美租界创办的“上海公共管乐队”（The Shanghai PublicBand）。这是一支仪仗性的铜管乐队，归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帝国主义建立的机构）所属，首任乐队指挥是雷米赛，乐队的成员全部是外国人，1883年由费拉拉接任指挥，并开始将该乐队改为管弦乐队。

　　尽管上海工部局乐队声名显赫，但由于在它建团的前四十多年中一直由外籍人员担任指挥与演奏，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支管乐队是继公共乐队之后的“赫德管乐队”。 “赫德管乐队”的创始人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是出生在爱尔兰的英国人，从1854年到1908年在中国服务达54年之久，是洋人在中国政府中获得封号最多的人。赫德是一个音乐爱好者，能演奏小提琴和大提琴，但他的琴艺不佳。即便如此，他还是非常热爱音乐，同时他又没有经济压力，于是便想自己组织一支管乐队作为他和北京洋人社交界的娱乐工具。

　　1885年左右，一位天津海关的官员告诉赫德说，德国人比格尔曾做过乐队队长并组织过乐队，于是赫德便自己购买了乐器、乐谱，聘请比格尔为教官，招募了一批中国青年在天津开班。不到一年，其中8人就被调到北京教导新队员。1888年，赫德正式组建了他的管乐队，由比格尔亲自指导和教学，赫德也亲自指导和教学。这支管乐队共有14人，年龄在16-19岁之间，都是中国人，乐器有短笛、短号、次中音号（Tener）、中音号、长号、低音号、巴里东（Baritone）、尤夫宁号、大鼓、钹、小鼓等等，可以说这是由中国人组成的第一支管乐队。

　　1895年后，葡萄牙人恩格诺(E·E·Encarnacao）担任邮政司长官并负责训练赫德的管乐队，四年后管乐队技艺大增，经常以合奏的形式演出。义和团运动使乐队训练中断，旋于1901年重组，开始在京城礼仪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曾数次进宫表演。1903年5月25日，在慈禧太后招待驻京外国使节及眷属的游园会上，赫德管乐队为各国使节演奏欧洲乐曲；10月的宫中马戏游园会上，管乐队的演奏使那些贵妇人大为惊讶，她们从末见过由中国人组成的西洋管乐乐队，她们坐在那里热烈鼓掌直至最后一个乐者奏完，最后一个乐师离开。赫德也很得意他的“杰作”，他说：“这支乐队为中国的管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不知道如果北京没有他们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赫德的乐队最终不得不因赫德的离去而结束。1908年4月13日，73岁的赫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漫长生活返英。在北京火车站上，中外官员夹道相送，驻京使团都派出仪仗队向赫德致敬，赫德的乐队则演奏了《珍重再见》(Auld laiysyne )，最后所有乐队一起合奏了《可爱的家》，场面动人至极。

　　中国旧式军乐队采用的是传统的鼓吹乐。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委任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式陆军。当时天津知府李映庚通晓音律，主张为新军创建军乐队，用从欧洲买回的一批乐器和中国乐器共同装备。袁世凯组建军乐队的同时聘请了德国顾问高斯达，根据他的建议，废弃了我国传统的鼓吹乐，组建了一个欧洲的军乐队，并在新军中推行欧式的号兵制度，洋鼓洋号终于取代了鼓吹乐。1898年在袁世凯亲自编写的《兵略录序》中，已写明军乐队编制及有关要求，袁氏新军开始以吹奏军号来传送军事指令和用军乐来承担军中正式迎送及操典仪式并参加一些大型的礼仪活动。当时袁世凯的军乐队队员每月薪水12元，而赫德的乐队队员只是6-8元，因此许多赫德乐队的队员转到袁部，因此袁世凯的军乐队力量不断壮大。在1903年10月西太后的马戏游园会中，袁世凯的军乐队与赫德乐队一同担任司仪，共有50人演奏管乐器。

　　总之，袁世凯的军乐队作为中国新式军乐队的开端，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民国后的北洋军、秦军、淮军，以及后来的保定陆军学校、广东的黄埔军校等纷纷仿效，起到了普及和推广的作用。

　　随着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留学归来，本世纪初民间的西洋音乐活动也兴盛起来。1907年音乐家曾志文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半工半读的贫儿院并在其中特设了一个“音乐部”，1910年出版的《教育杂志》中曾刊登了一幅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学生管乐队的照片，内有教练一人，队员27人。1911年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又刊登了一幅槟榔屿邱氏小学的华侨管乐队的照片，内有教师2人，队员10人；热河东蒙地区一所蒙古学校管乐队的照片则表明有教师3人，队员24人。1877年，上海江南制造局还刻印出版了一本《喇叭吹法》，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近代中国最早一部管乐教材，这些都说明西方的管弦乐，尤其是管乐艺术形式，在清末民初正在不断引起国人的注意，并在我国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管乐队不仅在宫廷、官场、军队，也在民间，尤其是在新式学堂中得到广泛应用和普及。可见，在本世纪初新式学堂产生之始，有识之士就注意到音乐这一美育教育的重要途径和乐队这个既能励志向上又能团结协作，还能丰富青少年娱乐文化的特殊形式，它推动了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进程，影响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