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歌诗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型：楚歌、横吹鼓吹与相和歌，它们不但各以其不同的曲调与风格展现了汉代歌诗的非凡成就，而且还反映了汉代歌诗在四百年间的兴衰更替过程，这也为我们研究汉代歌诗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现存的楚歌大多数都产生于西汉，而且以汉初和汉武帝时代前后的作品最多，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鸿鹄歌》、赵王刘友的《幽歌》、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都产生于汉初。汉武帝前后时代则有他的《秋风辞》、《匏子歌》、《天马歌》、《西极天马歌》、刘细君的《悲愁歌》、李陵的《悲歌》;他的两个儿子燕王刘旦的《归空城歌》(包括华容夫人的《发纷纷歌》)、广陵厉王刘胥的《欲久生歌》以及广川惠王刘去的《背尊章歌》与《愁莫愁歌》(广川惠王刘去是汉武帝之兄刘越的孙子，刘越死后，刘去也是汉武帝下诏让他继承王位的，其时代去汉武帝亦未远)。此后，只有东汉末年汉灵帝刘宏的《招商歌》与汉少帝刘辩与其妃子的两首楚歌。上述楚歌，除了项羽的《垓下歌》与李陵的《悲歌》之外，其余都是汉朝帝王与皇室成员所作。可见，楚歌的兴盛主要在汉初到汉武帝这段时间，而且主要流行于汉王朝宫廷当中。
横吹与鼓吹原属于两种风格的音乐。其中鼓吹乐是在北狄音乐的基础上融合了先秦振旅凯乐而形成的;而横吹曲则是汉武帝时张蹇通西域带回来的。横吹曲经过李延年的改编，在当时曾经有二十八首歌曲，可是后来都佚失了。现存的鼓吹歌诗作品共有十八首，被后人统称之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据崔豹《古今注》，鼓吹曲本源于汉初的班壹，可是现在留下来可以考证清楚的，如《远如期》、《上之回》和《上陵》等诗，却都是武宣之世的作品。鼓吹乐在西汉的主要用途，包括天子宴乐群臣、日常娱乐和振旅凯乐三项内容，也主要记载的是西汉武宣时代的事情。据清代以来的诸多专家考证，现存的《鼓吹铙歌十八曲》都是西汉的作品。又据相关的历史记载可知，经过汉哀帝的罢乐府和东汉明帝的重新区分汉乐四品，鼓吹乐已经逐渐雅化，到了东汉末期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军乐。由此而言，横吹乐和鼓吹乐的兴盛时期，是在西汉武宣之世到西汉末年。
相和歌是汉代乐府歌诗的代表性样式，传世的作品最多，演唱的方式也比较复杂，有相和曲、清调曲、平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大曲等等。相和歌产生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如果单说“相和”两个字，在先秦文献中已经见到，《庄子-大宗师》：“子桑户死，未葬。……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但是作为一种音乐形式的产生，应该在西汉时代，而它的最终完成则到了魏晋时期。郭茂倩《乐府诗集》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宋书-乐志》曰：‘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本为一部，魏明帝分为二，更递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其后晋荀勖又采旧辞施用于世，谓之清商三调歌诗，即沈约所谓‘因弦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也。《唐书-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於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晋书-乐志》曰：‘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於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魏晋之世，相承用之。”以此而言，西汉时代的相和曲最初本是汉代旧曲，是街陌讴谣，而且演唱形式也比较简单，仅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而到了东汉以后至魏晋时期，它的演唱方式越来越复杂，才有了相和三调曲和大曲等等。伴奏的乐器多达七八种，而大曲在表演时前面有“艳”，后面还有“趋”与“乱”。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汉代相和歌诗当中，可以认定为西汉时代的作品的，恰恰是郭茂倩《乐府诗集》里列为“相和曲”的《江南》、《东光》、《薤露》、《蒿里》、《鸡鸣》、《乌生》、《平陵东》等七首古辞。而其它诸调曲中可以考知的作品则都是东汉之作。由此可以看出，相和歌诗的产生虽然在西汉，可是它的兴盛则是在东汉。
我们把以上三种歌诗产生和兴盛的时代联系起来，由此就会发现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它说明汉代主要的三种歌诗的兴衰交替，应该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前后相承接的关系。在汉初到武帝时代是楚歌比较兴盛的时期，武帝之后楚歌体逐渐衰落;从汉武帝时代到西汉末年，是横吹鼓吹比较兴盛的时期，到了西汉以后横吹鼓吹曲已经衰落;从西汉初年到西汉末年，是相和歌的产生时期，而到了东汉以后则是相和歌诗的兴盛时期。而现存的上述三种歌诗本身产生的时间也证明其正好符合这种时序上的交替。这说明，汉代的乐府歌诗的发展是有着一个历史顺序可以把握的，它使我们描述汉代诗歌发展的历史成为可能。
